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阶段研判及演化特征

文章运用Bai-Perron多重结构突变模型找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结构突变点,并通过chow突变检验模型和现实有效性检验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阶段进行研判,运用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探寻突变点前后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否存在转换,及增长动力转换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存在3个内生结构突变点,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时间异质性,且呈阶段性转换特征;经济增长动力正从"要素禀赋型增长动力"向"科技进步型增长动力"、"结构优化型增长动力"和"制度创新型增长动力"转换。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机制研究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侧,另一个是需求侧。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供给侧提供的动力主要是要素驱动,需求侧提供的动力主要是投资拉动。目前,这些动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减的趋势,需要有新动力来替代。进一步挖潜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动力,只能是供给侧塑造创新动力,需求侧扩大消费需求动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动力,必须有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支撑,重点是优化收入结构。为此,要缩小收入差距,还要形成鼓励创新的收入分配机制,最终在收入结构优化、消费扩大升级与增长动力转换间形成一个良性机制。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力及其转换机制。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储蓄高投资来驱动。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逐渐升高、投资效率下降,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进一步转变。本文从要素供给、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三个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并指出在当今时期,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需要处理好内外市场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

2010:增长动力转换上的平衡木艺术

2009年的政策侧重于短期刺激,2010年的政策应更重视经济的中长期良性增长,这种政策的转换既有紧迫性,又具备了一定的基础。2010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对危机时的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也需要应对改革产生的各种冲击和国际经济、政策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呵护经济内在的复苏动力,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支持等,在多目标的权衡中,宏观调控需要大智慧。政策转换的核心在于改革,需要在发展、稳定中实质推进。

智能产业革命和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初探

智能产业革命主要涉及大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发展及其产业影响。大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具有大样本的无监督学习和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双重特征,有望提供除工业化以外的另一种规模经济。智能产业革命也由此相应成为我国转换中长期增长动力的新战略机遇。因此,亟需从大模型基础设施、大模型核心投入、人工智能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引致支出和技术扩散等4个层次,在未来三年内初步完成我国智能产业革命战略布局。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

研究目标:在制度质量视角下探究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内在路径。研究方法: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开展理论分析;采用双重变量门槛模型对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创新驱动效应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集聚中心,具有在时间维度上阶段性增长、在空间维度上"蔓延式"发展的时空格局;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加速效应、收敛效应和分化效应;制度质量是保障创新驱动效应的重要前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次序构成了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内在路径。研究创新:首次提出了经济增长中创新驱动效应的测算方法;将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要素驱动型""制度依赖型""技术依赖型"和"创新驱动型"四种类型,据此解析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内在路径。研究价值:明确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进程,对于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过渡、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机制研究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那么寻求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路径和策略就有了基本方向。在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孕育的增长动力中,哪个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应该是一个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且有效互动的结果。一、消费扩大升级推动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机制生产和消费构成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

转换增长动力是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一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从"快"到"好",更重要的是从增长(人均GDP增长)到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还要满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需要)。在推进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其增长动力来源于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聚焦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加大支撑科技、研究和创新的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和创新的产出效率,形成生产率增长的内生动力;又要加速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进程,营造有效的创新环境、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激励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蔚然成风;还要加快扩大开放创新的前进步伐,在全球范围内引资、引智、引技、引制、引计,通过全方位合作,构建技术进步和创新引领的新平台和新高地。

新常态下苏州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

新常态下,苏州区域经济增长需求拉动中,企业投资、对外出口动力下降,消费需求乏力。民间企业"脱实向虚"和外地剩余劳动力迁入放缓,苏州经济增长未来需要新的推动力。苏州应构建推动经济增长短期与长期动力衔接机制;使政府基建投资、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力平缓、稳步地向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推力上转移。政府财政投入重点应由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向科技教育以及创新研发方面转移,实现经济增长由需求拉动向供给推动平稳过渡。

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导:江苏经济促转型、保增长的必然选择——基于江苏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者服务业特征的分析

江苏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工业化主导模式拉动,成就斐然,也符合发展初期的非均衡增长规律。然时至今日已陷入"三个一去不复返"和资源约束、环境压力以及结构失衡的困局。及时转换为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可以"一石三鸟、一箭双雕"收促转型、保增长、破困局之效。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依然受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三大因素制约,而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要素成本上涨压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为此,我国应因地制宜地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以缓解生产要素成本压力,推动对国外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增加对发达国家技术获取型直接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基础、形成机制与策略选择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特点日益显现。新常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亟须转型、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高投资高增长的时代不复存在、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红利转换的内部环境奠定了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基础。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产业结构变化、消费动力不足、技术进步成本上升决定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必然结果。面对新常态,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坚持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式认识和适应新常态。

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初探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究其根本,在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无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创造新要素,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增长动力转换、转型升级.航天产业也应紧密顺应时代形势和要求,由高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精细化管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降本、提质、增效为重点,以全面预算管理为保障,打好管理提升攻坚战,开创矿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精细化管理是实现产品与服务高质量的有效途径。作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力矿井,东庞煤矿清醒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巨大压力,认真审视煤炭行业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增长动力转换攻关期的复杂局面,全面贯彻落实两级公司决策部署,以管理提升攻坚战为总引领,以降本、提质、增效为重点,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全面预算管理为保障,举全矿之力,聚全员之智,做到眼睛向内、手心向下,打好管理提升攻坚战,奋力开创矿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一个中部内陆县域治理的范本意义

安徽界首,地处皖西北,被称为"小上海",是《决策》杂志持续关注20年的县域样本。上世纪90年代,界首曾多次跻身安徽十强县。然而,因为体制转轨和政策"翻烧饼",多家知名企业陷入困境,县域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这让界首人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切肤之痛。2002年4月,本刊在深度剖析造成"界首之痛"的原因后发问:界首,还能重现生机吗?界首之痛,痛在产业。实现工业增长动力转换,成为界首二次创业的逻辑起点。

深化体制机制调整 提升经济治理效能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浙江来说,支撑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已大大减弱,必须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是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的过程,更是对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又一次大考。

“十四五”时期机械工业发展趋势研判及建议

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下,机械工业要牢牢把握"快、高、好、强、稳"发展定位。"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期,也是深入推进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兼论中国实现后发赶超的路径突破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和时间规划。在详细辨析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典型事实总结、收敛性分析以及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多种手段的研究表明: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增长引擎已无法再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质量在驱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第二,作为中高收入国家,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共处同一收敛俱乐部,这表明中国并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第三,近期由技术资本错位引起的效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速,不过这种作用的影响较为有限,仍处于合理范围;相反,制度水平持续提升的效能始终稳健,制度质量在推动长期增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由此可见,纠正技术资本错位,持续发挥制度优势是决胜后发赶超冲刺阶段的关键保障和必由之路。

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截然不同。短期内,房地产能够通过拉动房地产本身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并且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较为显著地拉动经济增长。但是,长期依赖房地产拉动增长将会弱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一是对制造业等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生产性资本积累;二是弱化实体部门企业和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不利于技术进步;三是引发房地产部门与实体部门以及同房地产相关的落后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资源错配,不利于效率改进;四是引发房价泡沫而且一旦泡沫破裂将对资本积累产生严重冲击。有鉴于此,中国应该让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上海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冲刺期。从国际上看,全球经贸新格局、绿色航运新趋势、航运技术新突破,将深度影响航运业发展方向。从国内看,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为切实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实现到2020年基本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这一国家战略目标,制定本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