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量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促进作用显著,且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普通城市、处于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中促进作用更显著;产业结构调整是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重要影响机制。鉴于此,应强化空间引导和分区施策,拓展机器人应用广度和深度,以充分利用技术红利培育壮大发展经济新动能。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理论和实证

数字新质生产力“以新促质”,锚定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目标,对推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22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且该推动作用在资源型城市以及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和提升对外贸易水平两条机制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证实,营商环境在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门限效应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非线性门限效应。基于此,提出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激发全新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优化营商环境布局,构建经济动能新引擎的政策建议,为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提供有益借鉴。

应对中美贸易战升级应加快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与中美贸易争端相比,国内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更为重要。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以坚持市场取向的全面深化改革为前提。目前经济增长新动能没有形成,集中体现在2016年民营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之后,至今仍未恢复此前的增长态势。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供需耦合效应:理论、测度与比较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宏观经济失衡从总量性失衡转向结构性失衡为主,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着力点。基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供需耦合机制分析,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考察2009-2018年国家、区域和省际层面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供需耦合效应、变化协调关系以及协调增长同步状态,并筛选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供需耦合度长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勉强协调向中度协调、再向高度协调的过渡;区域层面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省际层面耦合协调度存在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两种阶段式分布,2018年各省份供需协调与经济增长的协同程度较低。投资水平、投资结构、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和创新产出是经济增长动能供需耦合的关键影响因素。丰富了经济增长供需分析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推动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效协同提供了决策参考。

上海推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以新型生产要素的视角

上海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产业政策方向面临深度调整,由大数据、量子计算和新材料等前沿技术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孕育并积蓄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要抓住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智力型人力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乘数效应,以新旧动能转换为导向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要在管理机制创新、数字“新基建”布局、人才队伍体系和创新产业生态系统建设、投融资服务上做文章,塑造一批功能型、辐射型新产业,强化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与可持续性。

增长动能转换中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文章首先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出发,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界定了金融的概念及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质,随后从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角度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与实体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总结了每一个发展时期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特别指出了目前全球经济中金融过度泛滥的问题、中国经济在传统增长动能不足情况下资产负债的过度发展和金融资源错配所带来的风险积聚问题。最后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困境以及未来10—30年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及路径优化--基于需求侧与供给侧双轮驱动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经四次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供给与需求间的总量与结构关系不断发生改变,表现出“供给相对短缺、供给相对过剩、需求相对不足、供需结构性失衡”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梳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演进历程,明确现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面临的多重压力,最终为新发展阶段实现供需总量均衡与结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动能有序转换、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优化路径。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宏观经济失衡以结构性失衡为主,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着力点,促进供需平衡发展与动态协同成为实现经济“质”稳步提升和“量”合理增长的重要战略调整。

“过剩经济”背景下的若干发展难题与因应路径

本文针对当前发展阶段中所呈现的产品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过剩经济"状况,采用"资本经济运行机理"的分析框架,对当前宏观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难题,如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陷阱、国际经贸增长乏力条件下的外向发展困境、局部区域经济增长失速问题、生态环境容量约束下的增长压力、虚拟经济过当增长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等展开了讨论,分析其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

2020年,企业发展的六大关键词

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经济进入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高,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经济低速增长,很多行业面临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竞争,粗放式发展将不复存在,每一个企业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思考企业的发展规划?如何找到突破点?如何凸显比较优势?需要关注以下六个关键词。

在发展中不断发展的发展理念

2015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高度重视这一议程,于2019年10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阶段。加快发展,就抓住了所有问题的要害。

长波中技术变革、范式转换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治理理念的重大调整,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侧管理并不能全面回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引入技术变革、范式转换等长周期分析范式,本文认为:长波中的经济萧条能够孕育技术变革、技术变革又能催生新兴产业,这是经济系统的全新供给;进而通过范式转化,新兴产业将取代传统产业并引致供给结构的颠覆性变化,这是经济增长的全新动能。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在于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及其供给结构的颠覆性变化,但这需要形成一整套与技术变革、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最优实践模式"。置身于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逐步衰退等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需要围绕供给结构的颠覆性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正确处理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短期之内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中长期之内基于技术变革与新兴产业发展在政治、制度、组织等方面引入广泛的"创造性毁灭"。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知识和技术等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利用任务模型框架刻画了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变动的理论机制,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指数,从整体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了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发展水平提高使得中国就业结构变动整体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并通过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传导。其中,知识要素的发展加剧了就业两极化趋势,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对就业两极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就业结构变动趋势不同,东部地区呈现出就业两极化趋势,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结构两极化趋势不显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新要素动能发展使得常规任务的减少和非常规任务的增加是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立针对中技能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体系,促使其向高技能岗位进行转岗;扩大服务业就业,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数量和质量,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基于生产要素视角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模式探析——来自75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国际比较

为分析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异同,研判未来农业经济增长潜力,本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生产要素视角出发测度本世纪以来不同生产要素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并就不同农业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国际比较。结果表明:1)2000-2019年,资本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3.6%,是农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2%,近年来贡献水平有所上升;土地、化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和4.4%。2)国际比较发现,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农业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增长仍是以资本驱动为主。3)通过不同发展阶段比较发现,随着一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农业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由投资驱动转换为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而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仍表现出较强的资本依赖性,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成为决定中长期农业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

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面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当前形势,有关部门应持续、迅速采取一系列政策支持刚需、改善型住房需求,防止房价过快下跌,长期则应重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房地产行业链条长、幅射广,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对我国金融体系以及居民部门资产价值的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自2021年起,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与调整,房价下行压力明显。

城市与青年如何“双向奔赴”?

当前,青年人才供给减少与需求增加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危机、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增长动能转换、创新经济对人才高密度聚集的需求特性等因素,都决定了“抢人大战”必将长期持续。

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迈向中高端研究

基于增长追赶系数以及稳定增长效率三角模式特征,本文通过对中国各省增长追赶和动力机制进行考察后发现,东部、中部省份增长趋于收敛,增速稳定回升。其中,东三省等重化工业集中的资源型省份增长分化较为严重;发达省份由工业化向城市化模式转型中面临增长动能转换问题,而知识消费不足会对现代服务业发展造成阻碍;部分中西部省份能实现对发达省份的有效追赶,而有些省份由于基础薄弱,虽表现出较快增速,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能力较弱,持续有效追赶面临阻碍。

土地财政后的“新财政”:聚焦“数据财政+股权财政”投资机遇

人口和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意味着土地财政将难以延续,这就需要新的来源弥补地方财政的缺口,数据财政和股权财政在此关口有望“接棒”。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速,土地财政降速倒逼“新财政”接棒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让很多人产生了这一放缓是因为疫情冲击的错觉。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国家,中国也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