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益贫式增长测度

为了深入探讨近年来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根据农村收入五等分分组数据分析西部地区各省份农村2014—2020年经济益贫式增长水平及变化趋势,首先利用FGT指数测算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再通过FGT指数分解计算PEGR减贫等值增长率,判断这段时期西部地区各省份农村经济增长的益贫情况。测度结果显示,2014—2018年各省份的贫困状况均未得到改善,2018年之后6个省份的贫困指数均开始有所下降,同时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益贫性程度有差异,2015—2017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都是非益贫的,2018—2019年除了陕西省,其他5省(区)经济增长都处于益贫阶段,2019—2020年新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益贫性,而其他几个省份的贫困人口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继续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益贫式增长,从缩小贫困人口收入差距、增强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3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益贫式增长:乡村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模式、困境与对策

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都在乡村,而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是赋能人力资本,并推动人力资本差序性转化为社会资本,以“文字下乡”“文字上移”和“技术下乡”等方式助推乡村社会改革,并调节性干预社会行动与社会分配,进而以益贫式增长的方式服务乡村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然而,囿于乡村教育体系结构的包容性不足、质量文化的适应性不高、治理机制的自主性不强等现实困境,乡村教育难以推动乡村社会走向益贫式增长道路,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任重而道远。因此,乡村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要建构更加包容、更好适应和更为自主的乡村教育新体系,以教育变革推动乡村社会益贫式增长,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与益贫式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选用2SLS估计方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够实现益贫式增长。第三,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运行效率相对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更强。第四,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益贫式增长效应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第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提升科技创新、城市化率和创业精神而显著促进益贫式增长。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益贫性效应,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和经济运行效率较低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

益贫式增长及实现路径:来自湄潭绿色发展生态富农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了一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之路。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校调,经济增长由亲富人转向益贫式增长是一条可行之路。湄潭县充分依托自己的资源优势,从发展茶叶种植、茶叶生产、茶叶加工及一体化经营、以茶为特色的生态旅游,不仅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的绿色之路、生态之路,而且还走了一条富农之路,从而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由亲富人增长向益贫式增长的路径转换。湄潭的实践启示我们,从自己的优势出发,走绿色发展生态富农之路是益贫式增长实现的有效形式。

益贫式增长与社会机会分配

目前的益贫式增长测度方法局限于从收入或支出角度考察增长是否益贫,没有足够重视教育、医疗、保险等社会服务机会分配的益贫性。本文用基于社会机会函数(SOF)构造机会指数(OI)和机会益贫指数(PIO)的方法测度中国教育和医疗服务机会分配的益贫性及其动态变化,采用CHNS住户调查数据(2000—2009年)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此作为考察增长益贫性以及制订和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益贫策略的有力依据。

基于Shapley分解规则的中国农村经济益贫式增长研究

采用Lorenz曲线和Shapley贫困分解规则,对中国农村贫困规模进行测度和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弱绝对意义上益贫,而在相对和强绝对意义上非益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缓解贫困,在今后发展中政府部门需更多地关注贫困、分配不平等和通货膨胀,让经济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

财政支出结构与益贫式增长

共享发展要求经济实现益贫式增长。在中国,尤其农村地区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何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推动农村的益贫式增长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各类财政支出的减贫机制来看,农林水务和社会保障等补助类财政支出虽能迅速有效地减少贫困,但无法从根本上提升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在促进益贫式增长上意义有限;以科教、医疗为代表的发展类支出在减贫效应上虽存在滞后,但能通过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健康状况,改善其获取收入的能力,有利于推动农村地区实现益贫式增长。因此,应进一步改进财政支出结构,在加大农村补助类支出投入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发展类支出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推动农村地区尽快实现益贫式增长。

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的统计测度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为了测度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实现教育公平,文章首先运用多维度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γ*PNII,测度了上海市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率;然后通过因子分析法、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上海市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率与教育资源投入之间的波动传导效应,以及教育资源投入对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率的贡献度。

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益贫式增长的影响

科学地制定有利于穷人增长的经济政策对于推动公平的增长意义重大。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其实质是通过考察经济政策和冲击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对微观低收入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在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两个差别迥异的发展模式之间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进而推进益贫式增长。本文致力于两项主要工作:(1)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此模型能够创新地实现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个人福利函数的连接,从而可以在一个框架内考察贸易、汇率、公共支出和劳动力市场规制等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2)在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框架基础上,考察中国2002—2006年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

中国益贫式增长与财政支出——基于省际PEGR指数的实证研究

首先通过计算中国1985—2012年的PEGR指标分析了中国的益贫式增长状况。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但同时收入不均等状况也恶化了,这降低了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效果。随后利用1995—2006年中国15个省市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各项财政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发现: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以降低贫困人口为目的的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以缩小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为目标的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益贫式增长视角下公共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影响

财政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推动益贫式增长的重要工具,其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中国转型时期实现益贫式增长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探索当前政府"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财政基础则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本文采用2007—2010年省际公共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在房地产市场中存在明显的资本化倾向;地方财政支出比中央财政支出更易于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经济适用房项目支出不仅没有能够有效抑制房地产价格提升,反而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继续有效推行"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就必须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鼓励地方政府有效地开发和提供政策性住房。

益贫式增长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一个文献综述

益贫式增长是对穷人有利的经济增长,它关注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被认为是有效减贫的最佳经济增长模式。益贫式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最大动力,但是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高速的经济增长必须配合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实现贫困快速下降。实现益贫式增长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经济增长直接提高穷人收入;另一种是通过政府公共再分配使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间接获益。本文通过对益贫式增长的含义及其实现路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CHNS微观数据的中国农村益贫式增长研究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不断下降的事实,文章提出益贫式增长的概念及测度方法,根据CHNS调查的微观家庭收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1989-2009年贫困和不平等变动的变动趋势,判断这段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农村贫困人口是否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加速中国益贫式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模拟及其调整思路

运用情景模拟方法,对2012～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进行模拟分析,从而分析加速益贫式增长的宏观政策调整思路。研究结果表明,在益贫式增长与危机情景下,贸易条件、汇率、利率、财政和货币政策、公共支出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与幅度对低收入人群福利、投资、消费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在面对经济危机冲击时,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是能否在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的关键,通过政策情景设定及模拟分析给出了方向和思路。

民生科技发展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5年时间序列,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民生科技发展与益贫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民生科技发展对益贫式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各民生科技发展因子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别。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的新模式——益贫式增长

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模式成为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本文回顾了益贫式增长提出的国际背景,阐释了益贫式增长的内涵,最后讨论了实现益贫式增长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倡导结构性改革以锐意减贫、构建宏观经济框架和国家减贫政策之间的"单向"一致性策略、宏观经济稳定前提下保证再分配和初次分配的益贫性指向、益贫式增长应内嵌于民主政治进程改善才能更好地实现。

对益贫式增长内涵的理解:一个文献综述

益贫式增长是对穷人有利的经济增长,它关注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益贫式增长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主要从益贫式增长的定义、思想及理论基础等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