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型激励、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收入差距

与经典分权理论假说不同,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增长型激励使地方政府工作重心在于促进辖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结果使初次分配中收入分配向资本和企业以及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再分配后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这是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体制性根源。然而,解决问题却不能将矛头直指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是"万恶之源"。换言之,中央政府责任"缺位"、激励机制异化、财政分权制度不完善与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和收入差距。因此,调节中国的收入差距应从划分事权、优化增长型激励和建立健全财政分权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和监督制约机制着手。

增长激励与行为变异:中国环境污染迷思及破解——以APEC蓝为例

环境污染的产生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方面的因素。政府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政府环境管制动力不足与环保支出过低。在经济增长型激励下,地方官员为获得GDP政绩、财税收入和私人收益而追求经济增长,与中央政府和污染企业形成"利益铁三角",不仅具有放松环境管制的内在动力,而且对于环境污染治理也缺乏充分的积极性,从而产生环境污染;而"以官治官"下的地方道德风险及标尺竞争则使环境污染成为被过度滥用的"公共池"而进一步恶化。未来的改革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地方政府的视角,必须从中央政府层面对环境污染治理进行"顶层设计",通过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的制度设计实现地方官员的激励相容,从而在和谐包容的发展中重现碧水蓝天。

中国式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导向型特征分析——兼论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约束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内,由于增长型激励机制,加之财政分权自身的制度安排不当,地方政府有着内在的倾向去制定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导致职能重心过度偏向经济增长,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如果这一系列难题能够被一一克服,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就能够同时实现,那么,中国就不仅能够创造人类历史中的发展奇迹,而且还将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国发展道路",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提升全民福祉。

居民收入倍增:体制约束与制度因应——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思考

中国式财政分权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体制性动力的同时,也是中国居民收入倍增的体制性约束,更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体制性障碍,使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与服务于民生改善收入差距的目标存在体制性的内在冲突,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改善游离于经济增长系统之外的发展模式,造成普通民众难以或较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福利改善。必须把财政分权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体系来看待,在认清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动力机制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正确合理地设计制度方案,以创新的思维彻底系统地改造现有的分权体制,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而言是最根本性的举措。

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的解决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在中国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与城乡收入差距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地方政府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面临着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及行为选择,并且建立了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机制框架来分析这些行为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分析框架及实证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现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重点围绕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展开相关研究。首先,结合当前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基本事实,勾勒和总结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并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与公共品供给偏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构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框架;其次,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来源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统计分解,找到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再次,以中国式财政分权有关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检验政府教育支出偏向城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破解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型激励导致政府职能的经济增长导向,而不完善的财政体制安排、官员产生的公共选择机制和人员自由流动的Tiebout机制的双重缺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职能的增长导向,社会管理职能却被大大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产生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改革不能将焦点全部集中于地方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事权"下移"、经济增长型激励异化、过度的政府支出地方化和监督制约的缺位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增长导向和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必须辩证看待转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通过政治突破、体制突破和外部保障机制等更加综合的政策措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的政治经济学——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理论及实证

环境污染的产生既有市场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作为市场因素的环境污染是由于人民生活与企业生产所导致的,而作为制度因素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政府政策偏好造成的。换言之,环境污染需要从政治与经济的多重视角进行综合审视。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大,因此,放松环境管制吸引更多企业进驻辖区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是环境污染的机制之一;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偏向导致环境治理支出不足,成为环境污染的机制之二。然而,地方政府过度的增长亲和除了激励异化因素之外,中国式财政分权法治化水平低、公众监督约束缺位等基础制度支撑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纵向政府层级间经济增长考核和横向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是地方政府职能过度增长导向与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文章基于199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证明了上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