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研究——基于南京“老城南事件”的实证

以曾广受关注的"南京老城南事件"作为实证,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的参与者、组织和作用机制等理论问题,指出,中国城市开发中"反增长政治"的认同基础较为多元,一方面决定了当前城市"反增长政治"具有广泛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松散性和碎片化的组织缺陷,从而制约了其实效。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地方性"的特征,跨层级与超地点的参与者互动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反增长政治"的作用方式。最后,讨论了"反增长政治"兴起对城市治理与城市规划变革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探究城市空间开发中“反增长政治”的理论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推动城镇化进程的要求十分迫切,于是"增长主义"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形式在造就了中国城市跨越式的空间扩张的同时,却因它过分的经济诉求而导致了许多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从而导致"反增长政治"的不断显化,从而引起我们对"反增长政治"理论机制的探寻。

拉封丹新著《愤怒在增长——政治要讲原则》简介

在2002年9月德国大选前几个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左翼政治家奥斯卡·拉封丹继《不要恐惧全球化》、《心脏在左边跳动》之后,出版了他的新作《愤怒在增长——政治要讲原则》.该书一面世,立即引起媒体和各政治党派的关注.从谩骂、嘲讽、攻击,到支持、叫好、赞赏,各种评论跃然纸上.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关于中国发展中政治的一种分析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作为解释范畴与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轨迹与走势。中国解放政治主要呈现为革命政治与增长政治两种形式。增长政治的发展孕育了生活政治的因素,推动生活政治兴起。随着社会变迁,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发展的需求,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造成了诸多治理难题。这在增长政治框架中是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的。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发展民主法治体系、优化政策过程体系,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增加生活选择机会为主旨,推动解放政治(增长政治)逐步走向生活政治。

中国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区域发展的事实可以概括为:区域内发展迅速、区域间矛盾突出。这种发展模式存在内在逻辑一致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开始把发展经济当作首要目标,通过财政和人事干部体制改革从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等方面把地方官员的职业发展、辖区财政收入与其辖区发展捆绑在一起。地方官员对激励作出反应,逐渐成为维护市场型(market preserving)或强化市场型(market augmenting)的地方官员,既致力于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致力于辖区发展,也主动或被动参与辖区间的标尺竞争,致力于取得比其他辖区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以期在竞争中胜出。地方官员这种既致力于发展辖区经济又致力于拉开辖区间差距的行为,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内发展迅速、区域间矛盾突出。

经济增长、民生激励与居民健康:理论与实证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影响以及健康中国行动等民生战略的实施,使人们对健康重要性的认知在飙升,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影响关系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从地方政府民生激励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关系。理论上证明了在一个存在中央计划者和地方政府的经济体中,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于地方政府民生激励的存在,当地方政府对民生的相对重视程度大于其对自身消费的重视程度时,经济增长将对居民健康产生正向影响可能。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表明,民生激励促进居民健康水平提升的假说成立。研究结论意味着,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民生的系列要求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真贯彻落实,取得了积极成效。为此,因民生激励而产生的地方政府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行为,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居民健康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线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一种政治经济学探索

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渐进式改革次序,造成了市场价格机制和政府激励机制的不同步性,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呈现从“做对激励”到“做对价格”的系统性转变。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在激励机制上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以价格改革不彻底(市场基础性作用)和要素扭曲错配为代价;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要素价格改革深化(市场决定性作用),可能导致以要素扭曲为基础的政府激励增长功能失效。本文通过历史回顾提炼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过程中价格改革与激励机制的两阶段典型事实,区分了经济增长研究中市场扭曲与政府激励共存的纵向机制和增长模式转变的横向机制,构建了基于市场扭曲和政府激励的经济增长模型并进行扭曲激励机制分析,提出政府介入时市场扭曲影响产出变化方向的三种情形。采用多源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显著稳定的正向扭曲激励效应,意味着建立在要素扭曲之上的政府激励会增加产出,从而减少了扭曲本身带来的效率损失。这也使扭曲对产出的不利影响或者消除扭曲对产出的增加作用都被高估,因为消除扭曲必须面对激励机制损失。对扭曲-激励-增长机制的验证表明,扭曲对产出的不利影响和对TFP增速的正向推动会被基于扭曲的正激励效应矫正,扭曲激励交互可以产生额外的产出增加效应。本文理论含义是,单独估计要素扭曲的产出和福利成本,或者政府激励对增长的促进都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建立包含扭曲激励机制和扭曲矫正交互的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框架。激励机制改革的方向是,重建符合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政府要求的现代激励方式,让政府激励在市场特定领域发挥作用,更加侧重政府激励对可持续发展转变、新产业成长跨期收益的推动作用。

官员能力与经济发展——来自省级官员个体效应的证据

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能力对其发展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1978-2008年间的省级跨地交流官员样本,本文从经济总量、产业发展、总需求和收入分配四个维度,定量识别每个地方官员的发展绩效,发现地方官员在每个维度上的发展绩效都存在差异;这种绩效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官员的能力。本文的发现揭示了,面临相同的激励,不同能力的地方官员的发展绩效也会存在差异,从而优化地方官员配置也将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论现代政治增长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以及社会总是将“政治-市场-社会”相互关系置于相互竞争和挤压的语境,但从历时性的角度上看,政治、市场和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却在不同程度的同时增长。分析我国政治增长的历史基础,并从政府规模、组织结构、技术加持三个方面,阐述政治增长的事实和趋势,发现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奠定了现代政治增长的合理性基础,这种政治增长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需要关注的是,政治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完全是积极的。政治增长挤压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带来政治成本的大幅度提高、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民的应有权益,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现实问题。

巴兰的发展经济学评析

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认为马克思的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线性发展观"。巴兰立足于全球视角,以经济剩余为核心,创立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学,这在依附理论和不发达国家理论的发展史上都是有其独创性的。但是,他的这种发展经济学也存在重大的缺陷,首先,他严重误解了马克思发展观的真实内涵;其次,他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完全忽视了不发达国家自身的内在因素;再次,他只是一味地从道德立场上谴责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没有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意义做出科学的评价。

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

现有文献已经证实了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的存在,但没有具体分析考核机制在不同类型地方官员中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31个省区的地方官员数据进行检验,文章发现,在省长和省委书记层面,都存在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同时,这种机制的强度在两者之间具有差异,在省长层面显得更加重要,而在省委书记层面则相对较弱。这个发现可以从我国政治体制安排的需要和特点上得到很好的解释。

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创新激励、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技术进步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要求发生了改变,从产出激励转变为创新激励。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科技战略和政策要求而产生的创新激励,通过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直接嵌入到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循环中,从而对地区技术进步产生显著影响。在稳态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创新激励实际上进一步增强了地区财政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效应,而面板回归也验证了该效应的存在。研究结论揭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技战略任务,因创新激励的存在,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并取得明显成效。当前,正值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期,地方政府应更好地发挥创新激励作用,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促进地区技术进步的能力和能级,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地区力量。

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与地方官员的土地出让行为

近年来,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出让土地,现有文献主要强调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官员不仅面临财政激励而且还面临政治激励:在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有土地招商引资的动机。本文在理论上证明了,在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地方政府官员出让土地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动机同时存在;在实证上,我们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出让土地是源于"土地引资",而非"土地财政"。本文的工作意味着,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与土地市场之外的因素联动的,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需要土地市场之外的联动改革。

中国基础设施超常规发展的土地支持研究

过去20多年,中国基础设施获得超常规发展,现有文献主要强调政治激励影响。而本文发现,土地制度结构变迁是一个重要线索,中国基础设施超常规发展是土地制度结构变迁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本文在理论上证明,在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以及土地公有制的经济体,除政治经济激励外,地方官员通过调控土地出让价格所形成的自我融资机制是影响一个地区基础设施最优供给量的主要因素,而该机制能否形成取决于一国的土地制度结构,这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基础设施差别。在实证上,我们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土地支持假说成立。本文的工作意味着,中国基础设施的"以地谋发展"模式确实为其超常规发展贡献了主要力量,但由于该模式自身的一些缺陷,目前正面临着重要转型,出路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此外,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具有复制推广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更广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