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联盟在存量工业用地更新中的实证分析——以上海S软件园土地开发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开发建设模式从增量扩张向存量开发转变,存量工业用地的更新方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增长联盟成为现阶段新出现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文章从增长联盟理论视角出发,结合上海S软件园土地开发的实际案例,深入分析存量工业用地更新的不同方式与增长联盟中的各个主体,在总结现有增长联盟模型及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存量工业用地更新策略,为其他地区存量工业用地更新提供借鉴。

城市空间再开发中“反增长联盟”的演进特征研究

研究以我国城市空间治理逻辑演进为基础,结合典型案例演绎,探索当前我国城市空间再开发中“反增长联盟”的组织机制及作用特征。研究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空间再开发中“反增长联盟”呈现出与城市治理逻辑相符的演进特征,其演进主要存在三种关系,即“存”与“增”、“上”与“下”、“公”与“私”。与日益壮大的“反增长联盟”相适应,规划亟需从这三组关系出发作出回应:一是协调“存”与“增”的关系,从编制空间方案转向构建平等对话平台;二是统筹“上”与“下”的关系,建立适配空间尺度的公众参与制度;三是平衡“公”与“私”的关系,推动协商式规划成为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手段。

中国城市空间反增长联盟的新特征——基于昆明市“94号院”的实证分析

以昆明市"94号院"为案例解构其中城市政体上层建筑,并对各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政体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即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增长联盟内部也是连续变化的。同时,中国城市政体亦具有尺度性特征,即地理尺度越大,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的分歧就越大,二者态度越鲜明,二元论愈显化,反增长联盟更能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在双方博弈中的话语权越大;尺度越小,二者态度越模糊,增长联盟具有更多的规则制定优势,更具有主导和优先权;同时,为了在博弈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尺度变迁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反增长联盟力求上推尺度,而增长联盟则尽力下压尺度。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长联盟和反增长联盟——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在增长联盟的理论视角下,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从参与者互动和联盟形成过程两个理论角度审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在理论上丰富了我国城市中地方政府—企业增长联盟的研究。研究也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自发抵制增长的活动已经逐渐形成反增长联盟。其原因主要包括土地征用、不合理的拆迁政策和农民缺乏就业渠道。本研究的发现可为健康城市化和促进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启迪。

跨越零和:基于增长联盟的市-区府际治理创新——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增长政体"的形成既催生了府际博弈,也蕴藏了构筑基于增长联盟的府际合作的可能性。本文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深入探讨基于快速推进城市增长的目标,市-区两级政府如何利用互惠共赢的利益基础、主动持续的合作实践以及灵活柔性的协调机制,来实现府际治理创新。文章最后指出,基于增长联盟的府际合作虽能有效规避府际矛盾,但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联盟"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联盟"的深刻变革才是应有方向。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本文旨在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刻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独具特色的政商关系。政府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地区层面,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驱动下,结成"政绩—业绩"纽带,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制度化和人格化双重特征"混搭"的关系。这区别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政企之间边界分明、规则清晰的制度化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网络的人情关系,也区别于狭隘互利的政治庇护关系。在一个地区内部,随着官场晋升流动性和企业跨地区流动性的变化,政绩—业绩纽带的强度在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与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也相应发生变化,由此形成了多面向、多层次、多维度的地区增长联盟和政商综合体。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在总体上弥补了长期以来国家层面对于民营企业制度化保障之不足,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准制度基础。

从增长联盟到权益共同体：中国城市改造的逻辑重构

城市改造(更新)是中国城市矛盾最聚焦的领域之一。中国城市改造的矛盾不但有其经济原因,更由于其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各利益方之间的博弈方式具有极其复杂的政治和制度根源,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产生广泛的影响。借鉴西方增长联盟的理论,可以对中国城市改造的政治逻辑尝试进行有效的分析,厘清其中的利益关系和主体博弈。在此基础上,可以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政治本质进行探讨,提出向权益共赢的城市改造转型和改良的有效建议。

“经济增长联盟”的成因、影响及拆分路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经济增长联盟"不仅存在而且十分紧密,这一"联盟"的形成是分权化改革的结果,也是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政绩观的产物,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妨碍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充分发挥,使地方政府产生"与市场争利"的寻租与腐败行为,使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鉴于此,要拆分经济增长联盟,就要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科学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均衡;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地方增长联盟的生成逻辑

地方增长联盟是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经济的强烈冲动,在GDP考核指标的指挥棒下,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通过公司化一体化的运作,从而实现政府政绩扩大化和企业利润垄断化。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外部环境;政治分权化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内部环境;财权与事权的不均衡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必然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思维方式;地方政府角色的转换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催化剂。地方增长联盟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政治经济体制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

城市更新中的增长联盟运作机制研究——基于广州的案例观察

笔者借鉴城市增长联盟理论,选择在广州城市更新过程中有影响力的猎德村改造和亚运城开发两个案例来分析城市增长联盟是如何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着重分析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时,关注增长联盟中的主体基于不同利益目的产生的复杂互动过程。

地方政府公司化与增长联盟研究文献综述及其引申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外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不同视角的解释框架。围绕地方政府公司化,国内学者从两个层面去分析。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中增长联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描述,都不能只停留于社会学和经济学层面的研究,还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学科资源。

乡村更新中的增长联盟--以山东省堽城镇为例

乡村更新是国家破解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当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是乡村更新的一类重要形式。在这一建设过程中,村集体、基层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村民个体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较稳定的乡村增长联盟。论文选取山东省堽城镇作为研究区域,发现该镇存在三类乡村增长联盟:"工矿企业+村集体+开发商"、"县政府+村集体+开发商"、"镇政府+村集体+开发商",进而分析联盟对农户家庭的影响和联盟存在的困境,为乡村增长联盟健康发展提供指引。

产业升级、增长联盟与住房供给弹性——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分析

产业升级对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业所形成的增长联盟形成冲击,因此产业变迁对于房地产业的影响已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通过构建住房供给弹性与产业升级、财政收入、政府干预变量的计量模型,运用2009—2015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实证分析并检验得出结论:产业升级与财政收入增长会提升住房供给弹性,降低供给调整粘滞效应;而在产业高级化程度与财政收入较低的区域,住房供给调整粘滞效应较大,住房调控政策往往会处于失灵状态。因此,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形成应该建立在产业升级与财政增长的前提之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以产业新城为核心的产业地产机制、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效应等政策建议。

城中村改造中的“增长联盟”研究——以珠海市山场村为例

分析了我国城中村改造中参与主体的联盟、组织和作用机制等问题,指出当前我国城中村改造与城市更新的地方政治结构不同,解释城市更新的“增长联盟”框架不能直接套用到城中村改造中去:一方面,城中村改造突破了“增长联盟”的主体关系,投资方与原有村民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关系,打破了原有政府权力和开发资本的联盟;另一方面,增长与反增长的边界变得模糊,在经济利益的影响下,不同参与主体倾向于选择性增长(介于增长与反增长之间)。以珠海市山场村改造为例,实证了上述研究发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原有的“增长联盟”理论。

增长联盟驱动下的乡村中产化特征与效应研究——基于南京两个典型乡村的调查

伴随着中产化的全球地理性扩张,逐渐迈入后农业生产时代的我国大城市近郊乡村开始出现中产化现象。基于增长联盟理论构建乡村中产化分析框架,剖析南京两个乡村的中产化路径,总结出“政府+村集体+开发商”和“政府+设计集团+艺术家中产阶层”两种典型驱动模式。驱动模式的不同造成乡村中产化在社会结构、空间特征及效应等方面均呈现显著差异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中产阶层群体属性、中产化空间布局和表征等方面;效应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重组、物质空间更新、产业发展转型和乡土文化重塑等方面。旨在通过分析不同增长联盟驱动下乡村发展的差异,归纳出两种由增长联盟驱动的乡村发展模式,为我国因地制宜地实施乡村振兴提供指引。

增长联盟对住房调控长效机制的影响机理研究

"土地财政"背景下,以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的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自身收益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选择与房地产业结成城市增长联盟。这是中国房地产调控失灵的主要原因以及长效调控机制建设的最大制度梗阻。研究了增长联盟对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阻碍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并基于此提出了产业升级对增长联盟拆分的两种路径:(1)产业升级导致的结构变迁会形成新的增长驱动因素,导致增长导向的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增长联盟出现分化;(2)技术进步打破原有经济体的均衡,使新技术产业对土地要素的依赖程度下降。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产业地产机制、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运用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等政策建议,并将其作为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的重要一环。

增长联盟:分析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经济利益集团关系的一种理论视角

"增长机器"是国外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城市发展进行政治经济分析时提出的理论模型。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地方政府与那些能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主体结成联盟,并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也逐渐形成了增长机器现象,它最显著地体现于房地产市场中。公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财政的形成和官员寻租机会的增多,以及政绩考核机制的驱使,是我国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结成增长联盟的制度基础。

增长联盟与兼并重组的对价悖论--以G省民营石油市场重组案为例

大规模市场兼并重组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之一在于各方资产持有者能否就特定资产的价格达成一致。通过考察G省石油市场一场混合所有制重组失败的案例,本文发现存在一种重组双方有对价意愿但对价机制失灵的现象,称之为"对价悖论"。当庇护失灵(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民营投资者的能力和意愿)、技术失灵(可计量、可操作的对价基础缺失)、话语失灵(投资者的道义诉求超过经济诉求)发生时,面对超经济强制的压力,政府选择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市场纠纷;但这扭曲了市场权力关系,甚至引发对抗,最终导致对价威权主义的"硬着陆"。对价机制的失灵根植于一种脆弱的不平衡政商关系,政企联盟时的共识,在联盟破裂时反而成为形成对价新共识的阻碍。若要真正推动公私资本的平等混合,应在中央政府、中央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之间建立更加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新型政商关系。

跨界的城市增长——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源耗竭或紧缺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城市间合作共建工业区和开发区的新现象。因为在此类工业园区中也往往伴随着行政管理权力在合作城市之间的转移,所以这种城市合作的创新可以被视作跨界的城市增长。本研究在增长联盟的理论视角下对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的跨界城市增长进行了研究,深入探讨了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地方媒体和农民四种参与者在联盟形成中的作用和互动。研究在理论上证实了城市尺度以上增长联盟的存在,丰富了增长联盟理论。在对中国城市政治的研究上,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和企业结成的增长联盟已经在中国城市中出现。同时,农民结成的反增长联盟也在不断壮大,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征用、缺乏就业机会和不合理的拆迁安置造成的。江阴—靖江的经验与问题也将为其他城市的跨界发展提供借鉴。

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研究——基于南京“老城南事件”的实证

以曾广受关注的"南京老城南事件"作为实证,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的参与者、组织和作用机制等理论问题,指出,中国城市开发中"反增长政治"的认同基础较为多元,一方面决定了当前城市"反增长政治"具有广泛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松散性和碎片化的组织缺陷,从而制约了其实效。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地方性"的特征,跨层级与超地点的参与者互动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反增长政治"的作用方式。最后,讨论了"反增长政治"兴起对城市治理与城市规划变革带来的挑战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