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尚和合”的精神特质

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相传夏曰《连山》,体现夏代文化精神并奉夏禹为学习楷模。墨学理论思维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对各国各地政治、经济、信仰冲突,提出救世之道的“十语”,以取得和合。国家昏乱,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语之“非乐”“非命”。其非乐,并非反对音乐本身,而是反对王公大臣以音乐满足其奢靡的生活享受,造成劳动力和衣食物资的浪费;其非命思想,与现世人的善言德行无关,没有因果关系,为辩明“命”的有无,墨子构建了“三表法”,以事、实、利作为衡量、验证言论、理论的真假、是非的标准。墨子面对先秦礼崩乐坏、社会失序、人民失伦,试图通过“兼相爱、交相利”途径和“非攻”的和平主义方式来化解。他分析社会动乱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在于自爱而不兼爱,意蕴着“爱人如已”,又指向交相利。利互相交换、交通,“相”有“他在他者之中,他者在他之中,他即他者,他者即他”的意蕴。“兼相爱、交相利”是民、国、家、天下和谐、和合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从此出发,反对战争是“尚和合”精神的体现,是化解当时社会各种不和合的冲突和危机、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先秦墨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先秦墨家在其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丧、非乐等主张中的“民本”思想,认识论中的“三表法”,做事必须有“规矩准绳”(标准和法度),以及创新思维模式“五行毋常胜”等,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均产生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爱无差等”与“爱有差等”的统一:重释墨家“兼爱”

先秦以来,将墨家的“兼爱”等同于“爱无差等”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主流观点,对兼爱的许多批判也由此而来。但仔细辨析《墨子》文本,可以进行这样的解读:一方面,墨家兼爱在要求不可亏害任何人的底线意义上,确实坚持人与人之间的“爱无差等”,否定了特殊性人际之爱在道德上的绝对至上性;另一方面,在满足了这一底线要求的前提下,墨家兼爱并没有否定、反而积极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有差等”,为实现特殊性人际之爱提供了保障。兼爱不会基于任何“差等”而使任何人受到不义的亏害,不至于使“爱有差等”缺少正当性约束,造成以亏害人为代价去爱特定人的不义后果,从而保障了“爱有差等”在道德上的正当性,由此达成了“爱无差等”与“爱有差等”的内在统一。从墨家兼爱观中的这种统一,可以看到“平等”和“差等”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其所体现的“平等”是在不可亏害任何人的底线意义上的,是为了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益都得到保障。

从显学到绝学——社会学视域下的墨家政治思想浅探

墨家思想作为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思想流派,曾经辉煌一时,其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德”等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至其鼎盛时与孔子的儒家并称“孔墨显学”,然而声名显赫的墨家却在汉代之后逐渐隐没以至中绝。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墨家思想中绝的内外因素,从墨家思想对战国时期社会行为、社会运行的影响和墨家思想对统治阶层实行社会控制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其逐渐中绝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结合理论思辨和历史事件分析,发现墨家所主张的“天志”“兼爱”等政治思想与过于理想化的社会建设理念是其无法适应封建统治需求,继而造成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墨家政治思想对当下和谐社会的建设所带来的诸多参考价值。

墨家“兼爱”观的公益慈善伦理意蕴

墨家的“兼爱”观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公益慈善伦理意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兼相爱”的公益慈善伦理理念,强调应当不分强弱、众寡、贫富、智愚地爱所有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身处困境之人施以援手、进行救助,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二是“交相利”的公益慈善伦理实践模式,认为“兼相爱”的伦理理念需通过“交相利”来落到实处,“兼而爱之”即“从而利之”。这就是说,“兼相爱”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感情上,而应当体现在“利”上,即要通过实实在在的互帮互助来体现。蕴含在墨家“兼爱”观中的这些公益慈善伦理思想,对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如何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和推进公益慈善伦理建设有着深刻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德技并修视域下墨家思想融入高职人才培养的路径研究

德技并修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使命,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兼士”是墨家人才培养目标。古老的墨家思想从平等博爱、不嫌鄙事、培养“兼士”三个方面奠定了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精神底色。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德以为先的道德教育内容、技以为本的实践教育导向,蕴藏了新时代高职教育德技并修的文化基因。现代高职教育可以从五个维度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即抓好“立德树人”,落实根本任务;讲好“职教故事”,提升社会认同;强调“关键能力”,关注实践养成;推动“三教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矢志服务社会,增进“全球福祉”。古为今用,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服务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与墨家贤人观的扩充机制

清华简《程寤》《说命》《尹至》《尹诰》等“书”类文献蕴含着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尚贤”等思想观念,通过传“书”、改“书”、造“书”,墨家突出了上帝神鬼的现实政治功用,展现了独特的历史书写意识,这都能说明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墨家通过改作史实,把伊尹、傅说打造成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借此将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则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家通过批判现实、选贤任能体制化及吸收其他诸子立论等方式,从理论建构层面进一步扩充了贤人观。

利于人方谓巧——墨家的工程伦理思想

墨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关注与研究在诸子百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利于人谓之巧”作为墨子工程伦理思想的核心兼顾了科技工程和伦理规范,主张唯有“尚贤”“节用”和“兼爱”才能“利人”。虽受时代和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墨家的工程伦理思想有诸多缺陷,但仍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墨家劳动伦理思想探析

注重劳动是墨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表征。先秦墨家秉持济世救民的身份意识,宣扬兼相爱交相利的爱人之法,倡导节用至上的伦理风尚,构筑出劳动伦理的主要内容。而在实践过程中,呼唤主体意志觉醒、为平民发声的伦理特质也得到清晰展现。在大力开展劳动教育的背景下,把墨家劳动伦理同人与社会关系、劳动实践风气、主体价值认同进行勾连,解析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便显得尤为重要。先秦墨家重劳情怀,不仅对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践行劳动创造幸福的有力参照。

从《盐铁论》看桑弘羊对墨家思想的借鉴

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在对墨家思想的有所借鉴的情况下,又结合自身实践,对墨家思想的“尚贤”“非攻”“节用”以及重利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应用,推动了桑弘羊自身思想体系的形成。了解桑弘羊对墨家思想的吸收和利用,对了解桑弘羊和墨家思想的关系以及墨家在汉代的发展流传有一定的帮助。

儒家和墨家对人性的理解与评价

儒家和墨家是中国古代两大重要的思想流派。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进行文献研究,探讨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则,比较儒家和墨家对人性的理解与评价,分析这两种理解和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和各自优缺点,最后,对儒家和墨家在人性理解和评价方面的异同之处进行比较。

墨家拳:攻守平衡的武术哲学

源远流长的墨家拳,是独具特色的武术流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传,伟大的战略家墨子根据止楚救宋的原理,进一步研究武术与战术,最终发明出了旋极术,也被称为墨家拳。目前,墨家拳为枣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墨家拳强调防御和策略部署,与鲁班的进攻性战术形成鲜明对比。

墨家“治道”论的多重意蕴与先秦诸家对它的扬弃

墨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似明而实晦。作为其“治道”的“兼爱”要靠“刑政赏罚”来推行;同时,“兼爱”不仅具有“积极义”、“消极义”和“无私义”,而且还具有“人事之维”和“天鬼之维”。但是,“兼爱”与刑政、“兼爱”之三义、人事之维与天鬼之维之间却存在着张力和歧向。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下,“兼爱”之三义的“治道”意蕴大多被儒家、黄老道家和法家所重释和扬弃,而其“天志说”则被董仲舒的“治道”整合所融摄。一方面,墨家“治道”论的内在理论缺陷使得它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墨家“治道”构想的合理因素又大多被诸家扬弃于各自的“治道”论说中。于是,墨家“治道”论在秦汉之际的式微就变得不可避免。

先秦墨家“推类”思想与中国逻辑的内在特质

按照传统观点,墨家的“推类”是一种类比推理,但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困境。从“推类”的推理结构看,墨家“推类”的“故”“理”“类”“辞”的推理结构并不是一种类比推理,“理”和“类”只是保证结论“辞”成立的一个共支撑条件,这个条件主要表现为类同准则,其中,类同准则的支撑强度决定了结论“辞”是真的、是可满足的或者是假的。墨家的这种逻辑思想具有意象性和非形式性,这也决定了中国逻辑思想的内在特质。

墨家逻辑中的两种“真”概念

墨家逻辑作为先秦时期墨子及其弟子所创立的重要思想,是中国逻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承认墨家逻辑中有“真”概念的学者,都认为墨家的“当”“是”等词可作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语词;而不承认墨家逻辑中有“真”概念的学者,则多数认为墨家逻辑以论辩为目的,致使伦理价值特点过度卷入,从而使得墨家的“真”概念局限在语用上而非语义层面。事实上,这一观点仅表明墨家逻辑中的“真”概念并不仅止于符合论层面,而更体现着信念一贯性意义上的“真”,而这种“真”判断是依托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融贯。无论是作为判断言辞标准的“三表法”中的“本”与“原”,还是墨家将“十论”作为言辞判断依据的特点,都在墨家的论证系统内部保持着一致的信念。由此观之,墨家逻辑中显然在符合论的基础上更存在着融贯论的“真”概念。

淋雨的墨翟--从《非攻》谈鲁迅的墨家之思

在近代墨学复兴的脉络中,鲁迅肯定了墨家的实干、牺牲精神,形容以“中国的脊梁”,已成定论。然而在《非攻》中,虚构与想象集矢于公输般等次要人物,作者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完成了理想三人组的情节模型。小说采取“寓抑于扬”的手法,将墨家思想的缺陷逐层予以显影。淋雨的墨翟,遂成为鲁迅为一切前驱者命运所造的象征。

论先秦墨家军事团体

墨家学派是学术、军事一体化的组织,墨家军声势浩大,却为人们所忽视。墨子领导的墨家军是有和平主张的正义之师,也是有士气、有规模、有武器、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墨家军的弟子兵属于敢死队,在巨子统帅下组成由弟子、信徒和从众构成的军队,配备有先进的防御工具强弩(连弩车等)、技机(转射机等)、奇器(藉车、木鸢、云梯等),践行墨家非攻主张,成为中国战国时期与众不同的民间组织。此文通过大量数据和表格,再现墨家军的情况,并且对其不被认可和消失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探索。

劳动圣人 天下奇书——论墨家合理思想

墨子是劳动圣人,《墨经》是天下奇书。墨家合理思想,与现代世界先进思想高度契合、联通接轨,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锐利思想武器与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时代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与组成部分。本文论述墨家合理思想的三个重点。第一,墨学产生的机理,学儒反儒成显学。第二,墨家科学精神的要领,巧传求故,求真务实。第三,墨家人文精神的要领及合理思想现代观,其劳动生产观、劳动人权观、劳动本位观、群众智慧观、人力能动观、人民价值观和兼爱平等观等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值得细为品鉴、传承与弘扬。

墨家逻辑及其在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套可信度高、具备强大说服力、能把道理讲清楚并表达出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其背后一定有彰显民族特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论证方法作为强大支撑。中华文明话语体系背后的逻辑之魂,主要就是墨家逻辑。在语形层面上,墨家“故、理、类”“三物”逻辑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说理方式;语义层面上,墨家“明是非”的取“当”求“是”思想构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统一;语用层面上,墨家“两而勿偏”的权衡思维原则构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具有鲜明政治伦理特征的应用逻辑。

墨家的思想文化贡献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思想史中,墨家是一个最奇特的思想流派。一方面,它对国人思想影响之深,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都存在着一种对墨家的强烈期待,但作为一个思想学派,墨家却在秦统一后彻底“中绝”了;另一方面,就献身精神与拯救热情而言,墨家最为高尚,也最富于献身精神,但却又被古代主流思想家批评为“无父”“反天下之心”。就对中国思想文化之贡献而言,中国人从平等追求、兼爱情怀一直到所谓“明是非”“审治乱”的逻辑,实际上都出自墨家;但中国古代社会之周期性震荡,民众之唯利是图、麻木不仁乃至于以邻为壑,似乎也都与墨家的作用后果存在着分不开的联系。因此,对于墨家,人们在表示敬仰、钦佩的同时,又不能不报以沉重而又苦涩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