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治邦之道》墨家佚书说献疑

新公布的清华简《治邦之道》围绕治国理政展开,因其与墨家思想多有交集,故整理者将其视作墨家佚书。但该篇与墨家思想的相近之处,如所谓的'尚贤''节用''兼爱''节葬'等观念,亦多见于其他学派的论著,并不能成为判定该篇性质的依据。而且,该篇的一些观念,如对'礼'与'命'的认识,又明显与墨家不合。因此,将其简单定位为墨家佚书并不适宜。该篇是战国中晚期诸子思想交融的产物,总体来说更接近儒家的旨趣。

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

新近面世的清华简(捌)《治邦之道》,整理与研究者均认为合于墨家思想。细绎该篇简文,'治邦之道'这一题旨力斥治国'在命'的观念,既印证《墨子》一书《非命》篇的非命强国论,也符合《七患》等篇所述忧患意识及国家治理的切实问题。《治邦之道》主张'兼利而爱',胪列节用之法,吻合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与倍人、节葬、反质诸说同符合契。其倡导冲决血缘贵贱的'使贤、用能'之法,倚重才能经验为任贤标准,设计官员考核方法程式,亦匹配《尚贤》篇异于儒家'举贤'的贤能政治理念。《治邦之道》确为深富墨学特征的珍稀文献,亦不啻探寻儒墨辨异的崭新门径。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墨家思想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形成的时代使之有借鉴墨家思想的可能,《唐虞之道》“爱亲”与“尊贤”的统一是其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绝大部分兼采儒墨之善而成的,其“利天下弗利”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墨家思想相一致。

清華簡《治邦之道》與墨家經濟思想

關於清華簡《治邦之道》的性質,整理者認爲是與墨家有關的佚文,有學者認爲與《荀子》之説近似,也有學者認爲存在儒墨混雜的特點。從人口、分工、對工商業的重視以及“用”“利”等經濟思想的角度來説,《治邦之道》中的觀念的確更接近墨家的主張,而與其他學派存在着較爲明顯的差異。

战国之世儒墨治道的对立与融合——以清华简《邦家之政》《治邦之道》为考察中心

战国之世,儒、墨两家彼此诘难,各自标榜其治国理政之道。过去学者多措意于儒墨之争,对二者的融合则关注不足。清华简第八辑《邦家之政》与《治邦之道》的刊布,为重新审视战国儒墨融合现象及其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战国时期,社会面临急剧转型与深刻变革,为适应列国富国强兵的现实政治需求,诸子学说多有互补与渗透,儒墨融合便是在此背景下促成的。

与郭店简《唐虞之道》学派归属相关的几个问题

现在学术界沿习的禅让说起于儒家或起于墨家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提法将中国古代存在的禅让制与某家的社会理想混为一谈。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皆主张尊贤,但墨家反对"亲亲有术"的提法,故《唐虞之道》一文显非墨家之言。《唐》文是提倡实行禅让制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周礼,并不主张传贤制,然战国诸儒取舍不同,故有倡言禅让者亦不足怪。从思想和语言特征上看,《唐》文显然亦非纵横家之言。

先秦儒、墨、道、法教育哲学三题

儒、墨、道、法的思想是 集哲学与教育于一体的，教育思想以坚固的哲学理论为其根基，哲学理论通过教育思想表达 其浓厚的实践意愿，哲学与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哲学与教育是儒、墨、道、法思 想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很合理地把握儒、墨、道、法的教 育思想各自的丰富性、完整性与特殊性。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试析中国古代哲学家所奉行的“道”

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有强烈的尚“道”意识,强调尊道、闻道、学道、修道、得道、传道、循道。但具体到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对“道”的理解,则又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从实质上看,“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典型的模糊哲学范畴,正因它模糊,所以各家各派都可以对之作出自己的阐释。以儒、墨、道、法四大学派而论,其所持的“道”,都有其特定内涵,值得我们作认真的比较研究。

道爱、仁爱、兼爱——道、儒、墨三家爱观之比较

“爱”是先秦道、儒、墨三家共同拥有的伦理思想,但由于三家对人之生命、社会生命、宇宙生命理想的不尽相 同,以及其所立的政治立场不同,从而使其“爱”现在理论说明和实践践履上体现出不同内涵的“爱”,姑且叫他们“道 爱”、“仁爱”、“兼爱”。

论先秦儒墨道人生哲学的终极理想

本文认为,先秦儒墨道学说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人类终极寄托的人生哲学,虽然这种人生理想很难证实或无法证实,但却给当代人类以深刻的启发。

仁爱、道爱、兼爱——儒、道、墨爱观比较

儒、道、墨三家之爱作为共同效忠于先秦社会的哲学流派 ,在人性基础、修养方式、政治思想、爱的最高境界方面存在共同点 ,然从其各自特性上 ,不难发现三家之爱在立足点、群己关系、爱的方式、最终目的、意识导向上又有其独立之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三家之爱都突显了各自的价值。

辩名、墨以申礼义之道——对荀子政治思想之名学维度的考察

战国晚期荀子对同时代的名家和墨家提出了激烈批评。他将陈仲、史鰌与公孙龙、惠施归为一类,前者好义高行异于常人,后者擅长怪异难辩之论。二者之行为与思想有"不知止"之蔽,对治他们的办法是止于儒家的礼义之道。墨子非礼乐而尚俭约,墨家一派的宋钘则提出"见侮不辱"、"人之情欲寡"等以支持其非战主张。荀子指出二者的错误在于不知人之性情。人之欲本多,斗起于恶而非辱,礼乐在人性中有深厚的基础。墨子、宋子之说有悖于人情而不能实行。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从根本上与荀子的政治主张不合,无益于强调尊卑贵贱之差别的礼义之道的施行。荀子通过驳斥他们的看法以建立自己的名学理论,指出制名与用名的目的是使人获知和践行治理群生的礼义之道,他期望阐明作为"治之经理"的儒家之道以改造当时混乱的政治现实。

当代小说中的墨家文化心理——当代小说的文化心理现象之三

一位论者曾指出,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不仅仅是儒道互补,而是儒道墨互补。我以为这是很有见地的。在先秦,墨家亦如儒道一样,乃为“显学”,只不过由于墨家倡导的是属于小生产劳动者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人生态度。

先秦墨学研究的新视角:从墨子“十论”到清华简《治邦之道》

《治邦之道》乃探究如何治国安邦的政论之文。就现代哲学的视域来看,《治邦之道》可谓摄取了墨子“十论”的主要理论成果,其以“尚贤”之不避贵贱、才德兼备作为治国安邦的关键,又以“兼爱”之公共性与普遍性作为“尚贤”的价值根据,以“非命”之意志展现与内在强化作为“尚贤”的潜在动力,以“尚同”之政治愿景与治国模式作为“尚贤”的理论补充,以“节葬“”非乐”之民生主义、实用主义作为“尚贤”的现实指向。清华简《治邦之道》与传世本《墨子》在思想内容上的契合,表明《治邦之道》的写作时间或与《墨子》相当、或比《墨子》稍晚,即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也表明《治邦之道》或出自墨子门人,或出自受墨学影响甚深、与墨家关联甚密之士阶层。由墨子“十论”与清华简《治邦之道》这一思想史线索可知:早期墨学既有“节用“”节葬“”非乐”的实用主义特征,又有“兼爱“”非攻”的理想主义色彩,既有“天志“”明鬼”的“神道设教”与非理性意味,又有“非命“”尚贤“”尚同”的非凡价值追求与超前政治构想。这表明墨子“十论”思想体系之内部其实充满张力:一方面,“非攻”的政治主张、“兼爱”的价值观念与春秋战国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氛围判若水火;另一方面,“尚同”之政治模式、“苦行”之生存方式也与彼时差异化之社会构成、自由化之生命要求大相径庭。此二方面亦是“墨学中绝”的内在原因。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陶渊明思想中之墨派倾向探源

陶渊明思想丰富而复杂，儒学理想主义占主导，在人生选择、生活态度及社会政治思想中均有墨家思想的倾向。其墨家思想的渊源，一是先秦之后墨家思想在社会的流传；二是其家族之宗教与学术传统中的墨家成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