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

君臣之间壅蔽与防壅蔽的较量,集中表现为君臣对信息控制的争夺,体现了皇帝-官僚制时代君臣关系中较为黑暗和紧张的一面。在壅蔽与防壅蔽语境下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展现了与"君尊臣卑"或"君臣礼敬"研究取向不同的图景。围绕壅蔽的斗争既发生在国家日常行政层面,也发生在权力争夺与地位分配层面,而且后者或许更加重要。秦汉是皇帝制度与官僚制度开始定型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与"防壅蔽"现象的解析,可能对增进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会有所贡献。

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

从制度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嘉道时期是清代言路制度的定型时期。文书从题本到奏折,中枢从内阁到军机处的重大转变,决定了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地位。士林由此切入批评"壅蔽"问题和言路制度,坚持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功能,君主则将言路问题归罪于士大夫的私心私利。制度与制度思想共成一体,从清代言路的制度思想来看,"前代法意"与"本朝法意"之间又存在张力,相反相成,形塑了清朝的言路制度体系。

从韩非的防壅意识看“术”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

“壅蔽”指君主的信息获取渠道被臣下控制,这一状况必然导致君主权位受到威胁。韩非从隐匿自己信息以及全面掌控臣下信息两个方面教导君主“防壅”,属于“术”的主要内容。在韩非的理论体系中,保障君主之“势”是其最终目的,“法”是从属于势的实效工具,而在其理论构建和内在逻辑的展开中,最关键的枢机环节是“术”。韩非的防壅意识深切显示了其思想的旨归和“术”在其理论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