壕堑战与领导权——晚年鲁迅参与文化实践的策略

新文学之所以在五四之后的三十年文学场中一直处于优势话语地位,除了新文学本身处于现代性前沿,具有披坚执锐的先锋性之外,还在于新文学家们对掌握文化领导权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并在文化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与策略。以20世纪30年代晚年鲁迅打"壕堑战"为实例,分析他在文化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在取得话语主动权和文化领导权方面所做的努力和示范作用,进而说明,鲁迅不仅为时人和后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和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文化实践和文化斡旋方面展现出韧性战斗精神,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精神遗产。

殳、剑或匕首:要有怎样的一种战士?——鲁迅关于“战士”问题的思考及其他

关于“精神界之战士”的寻找与塑造,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斗争方式、策略与实绩的反思,是贯穿于鲁迅思想与写作的一条主线。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对现实观察的深入,鲁迅对战士与战斗的思考也发生了变化。从他作品中的诗意形象背后可以看到,鲁迅在礼赞战斗精神的同时,也警惕于将战斗停留在姿态的层面,他重视斗争的策略与实绩,尤其强调“韧性的战斗”“壕堑战”等斗争方式,最终将斗争与生活融为一体,完成了从“精神界之战士”到“革命人”的蜕变。

试论鲁迅“捣乱”的边界

鲁迅一生致力于通过文学、文化活动改造愚昧落后的国民性,促使保守落后的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向着进步的光明的方向转变。为此,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大致的"捣乱"边界:尽可能地不直接同权势者发生正面冲突,以便使自己存活下来,并能够坚持"韧性的战斗"。除了改造国民性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外,统治者的残暴、对"不可再造的"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以及庸众的"看客"心态等等也是他采取这一策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