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宣南”的士人交游

文人交游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而“宣南”的文人交游 ,又因京师特殊的中心地位 ,格外引人注目。在清代 ,“宣南”的士人交游与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诗文风气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借助各种诗文著述中的星散记载 ,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 ,清理和爬梳康熙年间“宣南”士人交游的实况 ;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 ,借许多片断的相互勾连、拼接 ,勾画出虽不尽完整 ,但真实可信的“宣南”

史家笔与人世情——宋代墓志叙事中的风格特征与士人交游

墓志文本书写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对死者、生者都有重要意义。透过宋代墓志的文本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宋人撰者书写的墓志具有写实而简、叙论结合、散体行文为主及注重细节与侧面描写等特征,并且宋人撰者在文本书写过程中,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往往会选择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也因此有着不同的书写表现。从宋代墓志的文本书写来看,该活动蕴含着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反映的士人交往现象最为明显,他们出于不同心理动机与价值选择,采取不同的交游方式,联络并加深感情,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交游圈。

士人与社会——读《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

本文阐释了梁建国的《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一书的主旨。作者按时序来构建篇章。"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这五种活动。与宏达叙事的研究视角相比,反其道而行之,留意诸多的历史细节,客观的构建和展现了北宋东京士人在朝堂之外的生活状态,并通过考察士人交游最常见的五种方式,指出了具体时空下的士人活动与文化习俗、政治制度以及都市空间的互动关系。

士人交游与文献传播

在近代大众媒介兴起前，文献传播的途径仍相当狭窄。带有组织机构性质的官方藏书存在明显的封闭性，商业化的图书市场则偏重于蒙学读物、生活用书及文艺作品，因而人际网络成为学术图书的流通渠道。清代学者不像宋、明士人那样喜好聚徒讲学，而是交游活跃，往来书札浩如烟海。许多书札以书为缘，多涉赠书、刻书、评书和买卖图书，呈现出一幅广阔而生动的治学画面。

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的特点

梁建国在《南都学坛》2010年第3期撰文指出，徽宗时代的东京开封，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活动的时间更为自由，活动空间有了更多选择。然而，对于身处官场生态之中的士大夫来说，政治环境的高压像无形的锁链制约着他们身心的自由，并直接影响到彼此之间正常的往来。

北宋东京政治文化生态的一种透视——读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承载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空间地理坐标,北宋都城东京的核心地位不言而喻。自古,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渴望进入朝堂之上施展抱负的北宋文人们对京城的追逐、对仕途的眷恋从不曾停息。为了实现东京仕途梦,士人们不仅要提升自身实力,还需处理好人际关系。出身地方的寒士、进京赶考的学子、位高权重的京官,为了更好地立足于朝堂之上,会通过怎样的形式努力进入东京士人阶层并维系京师士人圈?

“称人之善,唯恐不及”:朱筠学术交游与清代乾嘉朴学风气的形成

朱筠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曾任安徽学政,刊刻《说文》,奏请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逸书,一生以倡导朴学为己任。他性情宽容,结交众多,善于奖掖人才。清代著名学者汪中、章学诚、黄景仁等人都曾得到过朱筠的帮助。可以说,清代朴学风气的形成,与朱筠这类善于宏讲风流的士大夫是分不开的。

从《人明记》看明代嘉靖年间日本使者与浙江士人的交游活动

明代嘉靖中后期,日本和尚策彦周良两次出使明朝,留下了内容极为丰富具体的出使记录《入明记>,该书成为明代中日交往史的重要篇章。策彦一行较长时间停留宁波和杭州,从而记录了当地科第蝉联簪缨相望甲第如云的具体情形,更不失时机,与浙江士人交往酬唱,频频进出浙江士人宅第,品尝美酒佳肴,眼见其声色奢华,客观细致地记录了浙江士人的生活实况,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晚明社会尤其是中国士人的心态与风貌,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禁期间中日交流活动的实态。

桐城派与张惠言的汉学

乾嘉之际,张惠言在和钱伯坰、王灼等人的交游中,受到桐城派文学思想的熏陶。但他又超然自悟,由追求"明道"而转治儒经,成为精研《易经》《仪礼》的汉学家。张惠言侧重经学,却始终不弃辞章,其经学和文学倾向也与桐城派宗师具有鲜明的一致性。张惠言及其家人的辞章之学成为学术传播的媒介,其经学和辞章相需相济,相得益彰。

元代唐兀后裔与高丽人交往探论

西夏与高丽,同为当时中华帝国的藩属国,一位于华夏之西北,一位于华夏之东北,地理不相接壤,文化也鲜交流。蒙元席卷欧亚大陆,基本囊括中华故地本部及其藩属,东亚大归于一统,使得原西夏和高丽人员得以突破地理限制,彼此可以进行交流交往甚至通婚,是东亚士人交游圈的一大奇观。值得注意的是,西夏被蒙古灭国甚早,后裔大多改从汉名或蒙古名,使得这段史实隐晦不彰,从元代唐兀后裔与高丽人的交游往来及婚姻方面的史料入手,钩沉并展现了这段东亚历史士人圈鲜为人知交往的史实。

新发现元人胡棣《伯友诗集》考论

元代上承两宋与辽金,下接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代。当代学者研究元代,资料的限制是一大问题,据学者调查中国藏元人存世文集250多种。①周清澍先生广泛调查日本各大图书馆藏元人文集,收录元人著作近300种。②李修生先生主编《全元文》的出版,为元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依然有很多散落在各大公藏机构和民间的元代文献值得被挖掘整理,以期丰富元代历史研究资料。笔者新近发现元人胡棣《伯友诗集》一卷,系元末江西儒学提举胡棣的"诗集",其中多有涉及元代江西士人圈交往唱和的史实记载,对于补正胡棣个人资料,以及研究元代江西士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传输与海上交往——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历史联系》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屈广燕博士著,海洋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浙江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宋时期,随着朝鲜半岛文献的不断发掘,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交往史研究得以深入。该著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从文化传输和海上交往两方面进行论述:以元代中峰明本、石屋清珙、平山处林与高丽君臣、僧人的交往体现禅宗东传情况;以金华学者与高丽士人交游、阳明学在朝鲜流传、朝鲜士人对浙东学者评价表现浙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以张士诚、方国珍为中心阐述元末明初浙江与高丽海上往来情况;以浙兵入朝作战解释明朝后期浙江与朝鲜互相认知度提升原因及意义;以明清浙江与朝鲜海难互助展现两地之间的海洋联系。

汶阳名士交游考略

汶阳田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地,这里的人们崇文尚德,民风淳正。农耕文化背景下若干汶阳家族之间的交游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彰显了文人在学术上的互相影响与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文化繁荣。

王源交游及其遗民子弟的一生

王源是清初颜李学派的重要传人,也是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倡导者。作为遗民子弟,其交游经历与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源一生的交游经历,既是一个遗民子弟在清初社会中境遇的缩影,也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则从个案的角度呈现了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变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