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论魏晋之际的士僧交往与融合

东汉后期,佛法东迁。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佛教思想进入东土后,首先得到了上层有教养文士的认同与肯定。在《世说新语》和《高僧传》中记载了诸多高僧与名士交往辩答的轶事。本文拟从这些轶事出发,来探讨魏晋之际士僧交往与融合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

东晋士僧交往与山水诗的生成

山水诗的形成有三个重要的阶段,均与东晋时期士僧交往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联系。第一阶段是东晋中期,玄佛合流,僧人隐居山泽,士僧间交往地点及交往内容的改变,为“山水”进入诗歌提供了契机,产生了玄言山水诗;第二阶段是晋宋之际慧远的佛学思想及庐山僧俗的游山活动及山水游记创作,促使“物象”与“心象”的合一,形成了山水审美观;第三个阶段是谢灵运与庐山僧俗的交往,佛学思想的一致性,促使其将庐山僧俗山水游记的创作经验成功移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终成为山水诗一派的开山鼻祖。

北宋南北士僧交往的几种类型及其文化内涵

儒释间多层面的会通交融是北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士大夫与僧人之间广泛而密切的交往,为这种会通提供了重要基础。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晁说之等北宋著名士大夫与几位“宝月大师”的交往,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士僧交往的多种类型:既有士僧间的诗文酬唱、书画品评等直接交往,也有士大夫为亡僧撰写塔铭、碑铭等间接交往。这些交往涉及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层面:北方巩县宝月的事迹主要体现了佛教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南方几位宝月则与士大夫个人处境、佛学兴趣和文艺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交往使士僧在各个层面加深了理解,甚至促进了士大夫群体的内部交往。交往过程和形成的文字作品,生动反映了北宋佛教的政策、态势,士大夫的佛学观念及其不同人生境遇下的心理活动,是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