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魂“商”才--传统“士商”精神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士精神”集中反映了“士”这一主体对道德价值的极度重视。宋元以来,商人地位提高,部分的“士”开始向商人转型。明清之后,出现“士商”合流之势,由儒家伦理道德组成的“士精神”融入商业经济领域,由此形成的“士商”精神是中国传统商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旨在探索“士商”精神的当代价值,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确价值导向,哺育现代商业价值体系,推动建设人人坚守诚信规范、恪守道德准则的和谐社会。

十八世纪淮扬社会士商关系新变初探——以袁枚与程梦星、程晋芳交往为例

明中后期随着商业发展,商人阶层壮大,士阶层“弃儒就贾”蔚成风气,士商互动蔚为大观,并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的清中叶,这种现象呈现出新面貌:士阶层出于对商人阶层财富的钦慕而越来越浸润着商人的心理,甚至直接涉足商界,从而兼具士人和商人的双重角色特征;而商人阶层基于家族重儒的传统而潜心仕途,并最终成为士阶层的一员,表面上完成了从商人到士人的角色转换,但又不可能完全从商人的身份中剥离。欲探究这一时期士商关系的新变,可以袁枚和与其交游的程氏徽商程梦星、程晋芳为个案,考论淮扬社会一段文化与商业交游的史实。

晚明时期士商融合影响下的造园研究

明代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商人阶层的权利和地位有所提升,士商合作更为紧密,士商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文章通过对苏州私家园林及徽州商人园林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考据,比较研究发现,商人们为了追求文人的雅致风趣,开始从事造园活动,同时文人造园逐渐商人化,追求奢华。苏州和徽州这两个地区在士商融合的影响下都产生了独特的造园风格,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和共通性。

从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看元代的士商关系

不同于前代文学作品,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不仅丰满生动,还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性集中表现在士商关系中。元代科举制度几经废举下士子的落魄,商业经济推动下市民阶层的崛起,都使得士与商的地位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发生着相对的改变。同时,作为文人笔下的商人形象,又多有学儒经历或对士阶层亲睐有加,是文人借以慰藉自身落寞心理的一种文学表现。

明清“士商互动”对岭南私家园林风格的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与商阶层打破彼此间的隔阂,逐渐产生互动,引发了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岭南因地理位置的优势,在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士商互动现象更为明显也颇具特色。文章从士商互动的角度出发,选取以文人园林为代表的苏州园林和以商贾园林为代表的扬州园林作为参照目标,将二者与岭南地区私家园林风格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士商互动现象对岭南私家园林风格形成的影响,从而更好的理解社会和文化以及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深远影响。

明代中晚期士商关系反思

明代士人群体因异化可以分为贾儒、一般士人与正统士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商人群体因异化也可以分为机诈商人、义士化商人以及高士化商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正统士人崇尚道德,故敬重高士化商人,并不完全否定义士化商人,但贬斥机诈商人。贾儒以利为取舍标准,故对所有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人都不吝给予赞誉。夹在中间层的一般士人对于商人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与正统士人一样,敬重高士化商人,贬斥机诈商人,对于那些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义士化商人,则抱着既接受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良贾何负闳儒”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新论

明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一语,被许多学者引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的关键证据,汪道昆也因此被视为"商人阶层的代言人"、"徽商的代言人"。然考诸汪道昆本意及传统文献的表达习惯,"良贾何负闳儒"并非是说商人社会地位不比士人低,而是商人在躬行"儒行"方面做得不一定比士人差之意,类似"贾名儒行"之说。所谓"儒行",是指符合儒家理想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行为,并非指像士人一样从事某些具体行为。在明清及以前的文献中,不仅有"贾(商)名儒行",也有"仆名儒行"、"医名儒行"、"吏名儒行"、"佛(释)名儒行"、"道(老)名儒行"等说法。因此,对"良贾何负闳儒"之本义不宜作过度解读,也不宜据此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之程度作过高判断,明清传统"四民社会"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

明代中期的李梦阳、康海和王世贞等在商贾之风的影响下转变心态,由格调转向性灵,为明清性灵思潮的孕育期;晚明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郑元勋等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其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士商心灵上的契合;清代中叶袁枚、赵翼等与商贾以性灵为核心的契合,以及群体交流、领袖风范、老成气度、超旷心目上的影响,促进了性灵说的成熟和完备。商贾的活跃,尤其是士与商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袁枚等人集明清性灵文学思想之大成的重要动因。

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明清时期商贾墓志铭的书写与士商关系

明清之际,商人地位的提升和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对于商贾墓志铭的产生及其文本构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商贾墓志铭的社交属性,为我们建构明清时期士、商互动融合的人际脉络以及基本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坚实依据。而墓志文本专事颂美的书写原则,又使得商贾墓志铭成为各种“亲商”“重富”思想的文本载体。商贾墓志铭的学术价值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和隐蔽性,必须转变思考方式,跳出对墓志内容是否“真实”的迷思,才能捕捉到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念转化投射在商贾墓志中的历史真像。

从士商互动到儒商形成——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地位嬗变的文化解读

绵延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秩序构成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基,其中位于四民等级之末的商人一直在大田谷作的小农经济和专制皇权的高压之间浮沉,饱受各类抑商政策与文化的压迫和歧视,境遇相当悲惨。然而在宋明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开始了真正的勃兴,抑商观念开始松动。中国社会内在的渐变是传统社会后期商业大发展和商人地位显著提升的重要内在依据,而催生这种渐变的内在文化因素有三:其一是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富民、恤商思想得到了后世思想家们的深度阐发;其二是传统儒学逐渐向"治生"、"人伦日用"这些方向转型,最终实现了近代儒学对商业的包容;其三是商人阶层自身觉醒,有了自己的文化追求,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文化。

“士商合流”与“贾而好儒”——从“三言”“二拍”看明中叶商品经济的特征

"士商合流"、"贾而好儒"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突出现象,它一方面促进和保证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成为商品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它们决定了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走向。艺术化的文学创作所提供的形象,本质真实地反映出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及特征。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影响下的士商心态变化

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四民格局的动荡,始于宋代,主要是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刺激。在政治家的治国方略及"公"场域观念的影响下,商人的作用和地位开始提升,并逐步融合于士人领域。宋代士人对商人的接受,大致经历了利用合作、有条件接受、通达认同的历程。考察宋代士人的精神和生活双重面向,可以发现他们对商人的认同仅是职业认同、功能认同、生活化认同,而非人格认同。

试论明清之际消费伦理观的新变与社会转型——以“士商互动”为视角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经济日益繁盛,城市商业强劲发展,加上政治上的波荡起伏,社会各阶层相互间的流动与渗透日益加剧,出现了"士商互动"的社会潮流,这诸多方面共同促成整个社会消费伦理观的变化。这些新变化,既表现在文化消费上的趋新与通俗、物质消费上的尚奢与夸富,又表现为部分有识之士着眼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对奢靡之风进行的冷静反拨。

清季广东士商刻书之风略论

在清中叶广东"号富饶而书板绝少"的境况下,清季广东的刻书之主由阮元官方性质的学海堂,到民间心怀桑梓的殷富学者士人,再到士商合作刻书的兴起,很好地展示了清季广东刻书之风的流变。尤其是士商结合的新模式,就更为凸显了其优势所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典籍刊刻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达成了对广东地方文献的保护、整理与弘扬。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论中晚明士商关系的转变及士对商的人文关怀

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之下,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的传统士商关系呈现出交互融合和双向转化的特征:即士对商的看重及向商的转化;商对士的吸引及向士的靠拢。就话语权而言,士人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从现实、艺术及伦理三个层面对商人进行了人文关怀。

泰州学派“人欲”观与《金瓶梅》中的士商关系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商人为主人公的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包含着不同于传统士人价值体系下的士商关系。从商人与士人地位平行之表现、商人优于士人地位之表现、商人价值理念的内在肯定与士人价值体系的深层否定三个层面揭示泰州学派"人欲"观与《金瓶梅》士商关系间的内在联系,说明只有在泰州学派"人欲"观的作用下,才可能产生《金瓶梅》这样一部商人价值体认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文人士子的伟大作品。

从新见明册页看嘉万年间徽州士商交游

《方元素荣归纪念册》为新近发现的明代万历年间册页,现藏于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高罗佩特藏室。该册页属于安徽歙县商人方元素,收录了包括汪道昆、王世懋、黎民表、朱多炡、王穉登、田艺蘅等八十余人之赠诗一百余首。从这本册页,我们可以一探嘉万年间徽州士商交游及商人文士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