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当代中国的“士大夫之学”——序《学步集:杨自俭文存》

本文提倡一种相对于"博士之学"的"士大夫之学",它包含五个方面:1)为人重于为学;2)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3)广博而深邃的学识;4)高屋建瓴的治学眼光;5)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作者认为杨自俭先生的治学符合这五个方面的要求。

《易經》身體、語言、義理的開展——兼論《易》為士大夫之學

本文分別從“人中心之宇宙觀”、卦爻辭語義二重性、《易》為士大夫之學三個論題,層層切入探討卦爻辭運用“字義演繹”之法的方法論依據,說明《易經》字義演繹原理的基礎,與卦爻辭以“人”為宇宙中心的思想有關,也與《易》為士大夫之學的本質有關。扼而言之:卦爻辭常以初爻喻足部,以上爻喻頭部,即利用“卦”譬喻“身體”,展現“人中心之宇宙觀”。故卦爻辭義,實為身體發聲抒義、衍發義理的符號,與身體行為應一致,小則足以治身,大則足以治民安國。故卦爻辭的字義,可以演繹,可以引申;但回歸到最根本,語言文字是由身體發出,身體與宇宙的真理之間又具有一種特殊的關係。“身體→語言→義理”,是一種層層開展的關係。由此可見,《易經》並非單純的卜筮紀錄,而是經過長期發展的士大夫之學,用以教育士大夫治身治國所應該具備的生命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