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与宋初“士大夫之词”

李清照追溯歌词发展历史,以为自唐至北宋"涵养百馀年",均呈"乐府声诗并著"局面。她批评"宋子京兄弟","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考宋祁创作,有声诗,亦有"乐府"。宋祁是仁宗朝雅乐建设的骨干,他"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正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士大夫之词"创作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旧声"、"新声"竞相发展的态势。

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简论李煜与唐宋词发展轨迹之关系

本文联系李煜前后期词创作经历,简论其从“伶工之词”转化为“士大夫之词”的过程,并进一步宏观而粗线条地论证这一过程,形象地展示晚唐五代文人词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形象地标示出宋词的基本走向。

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乌台诗案"改变了苏轼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立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黄州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对于苏轼的革新词风和“以诗为词”,前人和今人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我总感到尚有若干未“说透”之处。本文拟就词的“士大夫化”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认识苏轼对词风革新所作的贡献。词的“士大夫化”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撇开它过去贬低李煜之前的词为“伶工之词”

宋代士大夫之词与儒学复兴

传统意义的士大夫之词,无论范畴内涵及时间划分都可商榷。宋代士大夫之词的审美规范应以士本体精神为内核,这在儒学复兴之前似未出现。庆历前后,随儒学复兴的全面展开,标志士大夫意识觉醒的士本体特征初步确立,宋词创作主体才以自主性文化性格和主体精神出现在词史中。熙、丰后儒学复兴高涨期新理性精神及主体意识的高扬,使得士大夫之词审美内涵更为完整而成熟,士大夫之词由此而定型。儒学复兴是宋代士大夫之词得以诞生的文化母体,抛开儒学复兴而谈士大夫之词,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可能是有失原生态含义的。

论南宋“士大夫之词”的义理化倾向

南宋"士大夫之词"义理化倾向是迄今未引起学界注意的重要词学现象。南宋"士大夫之词"义理化的主要表现为"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从源流方面考察,这种词法有深厚的学术文化背景。南宋初中期,"苏学"复兴既使东坡词法成为词坛正宗被全面仿效,而"复仇大义"也作为南宋词的核心义理得到提倡。具有浓厚"程学"色彩的湖湘学派,不仅在理论上推东坡词为"正统",还直接促成了"士大夫之词"义理化倾向的形成,并在"苏"、"辛"词派流变中起到重要作用。南宋中后期,随着"程学"地位的提高,由"崇苏"演变而成的辛派,学统上既有"程学"渊源,词的创作也表现出明显的义理化倾向。辛派一面以"复仇大义"为倡,一面则向"正心"、"诚意"靠拢。同时稍后的"义理派"词人群,理论和创作上都接近辛派,并成为辛派在特定背景下的一个变种。

对陶渊明的推崇与苏轼词的士大夫精神

苏轼“以诗为词”完成了词体由“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彻底转变,使词真正成为陶冶士大夫情怀,显示士大夫精神的一种文学载体.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极端推崇陶渊明的第一人,理解苏轼的尊陶思想有利于我们去窥视苏轼词中的“士大夫精神”,加深对苏轼在词史上地位的认识.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集中体现在他给弟弟苏辙的信——《与子由书》中.在这封信里他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不仅如此,苏轼还对陶渊明诗——追和,得诗一百二十四首.在词体创作中也有隐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哨遍》(为米折腰),表现出了对陶渊明如痴如狂的热情.

论士大夫词之悲情

词以伤极、痛极为尚，以悲为美。士大夫之词境中凝聚着一种沉郁的悲情，其深刻性在于三个方面：反思生命，唱出生命的沧桑；反思历史，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词以言志，寄托其宇宙苍生之念。

试论李煜变“伶工词”为“士大夫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及李煜时说:“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对于李煜的这一杰出贡献,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学者都予以肯定,但没有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所谓“伶工词”,就是作者依一定乐律填词,然后交给伶人去演唱,内容多以男女相思、纵情淫乐为主,风格柔媚、缠绵悱恻。象这样供统治者享乐的词是根本没有多少真情实感的,如果有真情流露,反倒有碍于佐欢。“伶工词”尽管把词“雅化”了一些,但却背叛了民间词的抒情传统。而“士大夫词”

论词中用典与唐宋词的发展

用典是诗词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词的用典和诗中的用典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词由演唱的伶工之词演变为书案上供阅读的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本文即以文人词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家”的用典情况,筒略叙述了“用典”与词的演变之间的这种关系。

从《人间词话》看李煜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不惜笔墨地推崇唐五代词,对南唐后主李煜更是偏爱有加,对其词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从李煜词的内容、贡献及艺术品位三方面来说,李煜词不仅是一部血泪史,其词宏大的取材、阔大的气象,更使其词注入了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使得词坛上"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为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李煜词之神秀亦为之添砖加瓦,增色不少。这就是《人间词话》里所展现的李煜词。

论李煜后期词作有无爱国主义思想

南唐后主李煜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词人,他的词作,尤其是在南唐亡国、他沦为阶下囚之后的作品,取得了更加巨大的艺术成就,“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人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后世的词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学术界已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是李煜入宋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呢?对此人们却有不同的回答.早在百余年前,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将李煜词与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相比;“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乏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到了近代九·一八事变,李煜入宋后的作品还激励了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连当时正在研究二晏(晏殊、晏几道)词的高兰也放下二晏,专攻起李煜词来.在《李后主评传》中他这样写道:“意欲借李煜的亡国之痛以激励国人愤起抗日”.

晏几道令词时空表现艺术

在令词的创作发展中,“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温庭筠是将令词导向成熟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则以其人生悲欢离合的抒写使今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而晏几道的创作则“把令词推向顶点”。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

论冯延巳词的历史地位

论冯延巳词的历史地位郭素霞词产生于唐，从民间曲子词至中晚唐文人词，这一文学样式逐渐成熟兴盛。晚唐五代，诗歌大势已去，词却是遍布幽芬。作为词的主要繁盛之地，唐末大江流域各偏安政权的交替与更叠，使文士们无所依托的心寄放于那一首首追欢逐笑醉生梦死的宴乐之曲...

李煜悲剧性消解及意义

坎坷的人生、悲情的性格，造成了李煜一生的悲剧剧情，这使得他的创作充满了悲剧意识和悲剧色彩。本文试从李煜悲剧性体现这一角度对李煜的悲剧性消解进行分析，并总结李煜悲剧性的意义。

亡国之君的一曲挽歌——赏析李煜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

杰出文学家 无能小国主

“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间长恨水长东。” “独自莫凭栏,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以上这些感人肺腑。

我本词人,奈何生在帝王家

中国诗词发展史上,李煜的词是一大转折,也是一大高峰,无奈这个转折和高峰由国破家亡换来。李煜本是一位词人,奈何落在帝王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坐拥锦绣江山,却无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才干,亲历山河破碎,为长安布衣亦不可得。情境和心境的转换,促使李煜词风大变,从而开创了宋词的新境界和新路径。王国维曾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即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