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舜俞看北宋士大夫群体之分裂

陈舜俞生活于宋仁宗中后期至宋神宗前期,正是北宋党争日趋激烈的阶段。通过厘清陈舜俞杂乱的从政经历,可知其既有政治精英忧心国事,不惜上书自劾的自觉意识,又有因遭贬而迅速丧失政治立场从而依附当权者的为人诟病之行为。性格矛盾的陈舜俞在北宋变法浪潮中四起四落,正揭示了"祖宗之法"确立之初的结构性矛盾,士大夫群体"内部撕裂,外部剥离"的状况昭示了其分裂的命运,并将北宋政权拖入无限制内耗的深渊。

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与永嘉之学的发展

虽然北宋皇祐年间王开祖和元丰年间周行己等人对永嘉之学有开创之功,但真正促成宋代温州文化繁荣局面的,是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群体。他们德行高洁、学识渊博、著述丰厚,向世人展示出了温州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采,有力地提升了温州士大夫的地位;他们开办书院、广收生徒,让越来越多的温州青年有机会读书、登第和做官,为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他们的努力也进一步推动了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的形成,温州不再仅仅是文化的接收地,也成为文化的策源地。

宋徽宗朝初期政局演变新探

宋徽宗即位一年后,宋廷改元建中靖国,推行温和“绍述”路线。然而建中之政,与徽宗的本意不符。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运用种种策略,挑动士大夫互斗,逐一排除异己,将建中之政改为了崇宁之政。透过建中、崇宁之际一年多的政局演变,我们可以对宋徽宗的个人特点有更深入认识,也能对北宋后期的政治风气有更多了解。

论文人艺术活动和民间艺术审美倾向的差异

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活动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业余”的，是传统的带有人格修养自我完善的一种载体，所以也是“自娱”的。民间艺术活动中相同一部分是职业艺术家所为，从社会画师到说书艺人、戏剧班子，他们的艺术活动本身就是谋生的手段，所以他们的一切艺术活动为“娱人”而出售的对象总是要使他们在创作活动中体现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念”，当然也就在艺术活动中反映出一种审美的意趣倾向。在文人士大夫审美观念中往往认为是“粗俗”的东西，却反而会被他们奉为神往的目标。由于中国历史上文盲充斥，“高雅”的文人艺术及其审美价值观念远不及后者对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深度。

中日两国接受西学途径之差异——关于适应主义策略差异的探讨

适应主义策略是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东方传播天主教的重要方法之一。适应主义在中日两国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针对对象:日本的平民阶层和中国士大夫群体。适应策略在中日两国工作对象的差异,是导致中国缺乏类似日本兰学阶段的原因之一。

滴水藏海:范仲淹《师鲁帖》所见北宋士大夫通信行为

本文以现存范仲淹《师鲁帖》为线索,试图描述北宋士大夫通信行为的基本状况。本文首先从《师鲁帖》的物质形态和书写形式出发,回顾了传统中国尤其是北宋时代书信的写作材料和工具——笔、墨、纸、砚,展现了宋人的书信书写习惯。另外,通过分析《师鲁帖》的基本结构,介绍北宋书信的不同文体、格式、礼仪等。其次,根据范仲淹与尹洙之间的书信传递方式,本文分析了北宋士大夫的主要寄信渠道:包括民间传递,即托人捎带和专人递送;官方邮递,即通过递铺进行不同级别的邮寄。最后,本文从范仲淹《师鲁帖》以及其他书信作品的留存情况,探讨宋人对书信的处理和保存,并尝试推测书信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传播的过程。

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再审视

自钱穆先生发表论文以来,皇权与相权关系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有学者以皇权多受宰相限制而得出相权加强的结论,未免有失公允。表面上皇权确实受相权限制,但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现真正限制皇权的是宋代的士大夫群体、祖宗家法、儒家礼法以及统治者自身的统治理念。宋代之相权较唐代而言,确有削弱之势,且一直持续至明、清,这与皇权不断加强的大趋势相一致。而南宋权相的出现,一是皇权的主动授予,二是皇权的被迫让渡,即权相所行使的并非实际的相权,而是部分皇权。因此,南宋相权增强乃是一种假象,且这种假象给后世学者研究这一问题增加了很大的障碍。

五代十国、两宋和辽夏金元时期的统一战线智慧

宋朝在结束五代十国分裂状态而建立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元纷纷兴起,形成了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相互对峙的局面。各方在残酷的生死存亡较量中,上演了一幕幕时而结盟、时而背盟的统一战线活剧,严重影响着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进而影响着政权的兴衰更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统一战线智慧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方法,如五代十国时期的收养义子、壮大力量之风潮,北宋政权建立与巩固时期凝聚人心、收拢军心之做法,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士大夫群体快速壮大之局面,西夏统治者或结盟、或求和的生存发展之谋略,元朝统治者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及有效治理之方式等。

浅谈宋代司法传统中的若干问题

研究宋代司法传统,必须以丰厚的史料为基础,阐释的方法离不开西方的视野,而坚持的立场则必须是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理性思维的求真、价值关怀的向善,是宋代司法传统的两个面向,具体可从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司法主体以及司法实践这三个方面进行揭示。在国家层面,体现为仁爱、仁政和视刑狱为头等大事的司法理念以及鞫谳分司、翻异别勘的制度设计;在司法主体层面,士大夫群体身兼人文与专业两大特质,在实践中落实了求真与向善这两大追求;在司法实践层面,法官职业化倾向明显,民事婚姻审理中实行'断由'制度,听讼中重视书证与物证的运用。

江西水神萧公信仰的建构研究

萧公是元末明初肇兴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的水府之神,自肇迹以来,屡受崇封,并得到广泛传播。本文以天启二年(1622)《大洋洲萧侯庙志》为基本资料,在细致解析士大夫所撰记文的基础上,辅以地方志、《明史》、《明实录》等史料,探讨萧公谱系的建构过程,认为萧公信仰的建构是上层士大夫群体合力推动的结果,尤其是以吉安府和临江府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是萧公信仰建构的主导力量,并随其宦迹所至而得到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