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转化:明代中晚期国画与瓷画中“士绅出行”图式比较研究

“士绅出行”图源于明代中晚期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的旅游活动,是国画与瓷画的重要题材。本文着眼于国画与瓷画中的“士绅出行”图式,比较二者的形式内容以探讨瓷画对国画的图式模仿与转化;并进一步分析瓷画“士绅出行”的元素构成和图式结构,寻找瓷画以国画为蓝本进行图式转化的具体方法与路径。同时,将二者置入明代中晚期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揭示瓷画在模仿与转化国画“士绅出行”图式过程中日渐趣味化的具体成因。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之影响

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时期,积极推进根据地各界落实全民族抗战路线,把各革命阶级紧密团结起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就尤为重要。1942年5月4日至8月5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等为代表的士绅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赴延安参观活动。他们在延安参观的三个月,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见,亲身感受到了边区民主的政治氛围,亲眼看到了边区的新经济与新文化成果。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延安的访问有力地加强了“三三制”的宣传落实,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论明清士绅研究的演进脉络——兼谈从“富民”观察“士绅”的重要意义

近80年以来的明清士绅研究,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官僚制、土地占有形态及相应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国家统治论、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支配论;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基层社会、地方民众相结合,形成双轨政治论、真空填补论和家乡情结论;或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观察士绅阶层的兴起、持续与衰落过程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或将士绅等精英群体与特定“场”或“场域”相结合,形成地域社会论和地方策略等场域精英论。这些研究呈现出从国家、社会到地域,从身份论转向功能论,以及从政策决定到资源策略等研究视角、研究取向、研究逻辑的变化。而从“富民”观察“士绅”,有利于从宋元明清的整体性、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来揭示明清士绅的社会属性,避免以往研究对于地域性、身份性和策略性等因素的过分偏向。

清代晚期的士绅阶层与地方社会——以黄河流域河道治理及水患应对为中心考察

咸丰年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新河道无所归依,决溢严重,而彼时的清政府无暇顾及河务,于是治河主体被迫由政府下移到地方。与政府职能不断萎缩退化相对应,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却在不断增强,逐步成为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基石。

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认识教育扩张背后的驱动力量有助于理解一国的经济发展动态和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差异。以1909年内地十八省的县级行政单位作为分析对象,定量考察传统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扩张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士绅每增加1%,小学堂数和小学生数将分别上升0.456%和0.532%,说明传统地方士绅促进而非阻碍了新式小学的发展;而且,地方士绅出于新式教育投资的动机而兴学,是推动清末新式小学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发展的最可能的原因。文章将传统教育史研究与现代计量分析相结合,定量讨论了扩张与转型相交融的发展中国家的早期教育发展历程,并有助于从教育的角度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治理——基于中国主位分析范式的视角

以往很长时间里,学界通常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界定为统治。随着近年来相关学理探究的深入,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运行中蕴含着诸多行之有效的治国理政举措。这其中,士绅付诸地方治理有着深厚的经验积累,影响久远。回溯士绅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效用在于补充了传统社会“官治”不足的问题,切实充当了沟通政府与民间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定时期因国家施政方略与基层民众诉求不一致而产生的治理困境,维系了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通过深入发掘和提炼士绅治理中的优良元素,希冀植根中国历史文化沃土,增补本土化治理路径。

新乡贤与有效治理:中国士绅传统再反思

新乡贤是村庄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之一,是构造村庄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从家庭、家族到村庄,新乡贤通过付出与“吃亏”,将自身与更大的共同体融为一体。在治理意义上说,差序格局不是一个圈层化的自私格局,而是由不同圈层格局里的领袖所统率的圈层化的共同体格局。新乡贤代表了乡村社会共同体共享的价值观念,“以身载道”的精神是他们成为村庄“道义上的权威中心”并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原因。社会规范需要人格的支撑,有效治理并非仅仅依靠规则设计和技术治理能够实现。这也是讨论新乡贤与有效治理之关系的意义所在。

士绅与革命:关于丁玲家事、家史的释读

丁玲出生于湖南传统士绅家庭,相关的记忆、认知深刻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从继承转化士绅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来,丁玲书写农村革命不拘于既定的“斗地主”模式,自有独特性和复杂性。丁玲既是共产革命党人也是“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她言说家事、家史不仅关涉家族记忆、个人传记而且反映传统士绅阶层卷入现代化进程的震荡变化。以丁玲为个案,可以看到革命与士绅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具有斩而不断的复杂关联,反映了左翼文学承传统而变的特点。

儒学与道教:明清桂西土司社会的双层“士绅化”

明清时期,在帝国教化的背景下,通过转变出身、建学立庙、派遣子弟入学和参加科举、制造认同和区隔,桂西土司逐渐地将自身从本地土酋转化成“汉人士绅”。士绅化后,土司官族加强了与汉人流官士绅的联系,与本地土民则区隔开来。为防止土民成为士绅,土司禁止儒学下乡,不准土民参加科举。在儒学受阻之时,士绅文化借助道教继续向下渗透,土民中产生了大量在道教仪式中“模仿士绅”的识字者——“道公”。这使得桂西土司社会的“士绅化”呈现出双层结构:上层土司官族通过儒学成为士绅,底层土民则借由道教来“模仿士绅”。双层“士绅化”改变了桂西土司社会,推动其走向文字化和国家化。

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

近代以来,从晚清绅权的膨胀到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兴起,再到新乡贤的回归,士绅阶层与地方治理的话题因事关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而经久不衰。回顾晚清温州兴学场域中的士绅角色会发现,随着晚清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达到一个历史顶峰。他们在教育改革场域中各显身手,共同致力于地方教育维新,但知识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并且开启了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型历程。通过诒善祠塾、求志社、温处学务处、文成会等案例,具体而微地呈现晚清温州士绅在教育革新场域中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无疑可以为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合一”的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启示。

清道光丙丁豫北旱灾中的李棠阶士绅形象述考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二十七年(1847),豫北地区连年旱亢,粮食歉收,导致饥荒,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在此期间,士绅李棠阶担负起救灾者义务,为争取地方利益,与官府在水利和捐输问题上进行交涉,但受限于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地方官府不配合,只能放弃以捐输换取官府帮修水利的计划,转而开展所在乡里的冬赈。随着旱灾恶化,其生存压力加剧,为了保全家业,他退出救灾者的行列。从李棠阶的个案研究,可以窥见不同经济实力的士绅在灾害中的行为逻辑。

日据时期文人士绅之肆应——以《台湾日日新报》“始政”周年纪念日祝诗作者群为例

日据时期,每到“始政”周年纪念日,“台湾总督府”便大肆渲染其殖民“政绩”,当地一些文人士绅也附随唱和,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祝诗。这些传统士绅为了让原有的“文化资本”在新的时局下产生作用,重新获得“文化权力”与“社会价值”,只能调试转变,在基层行政机构任职,协助殖民政权“维持秩序”,在文化上与“总督府”唱和,创造条件努力过渡为新的领导阶层。在异族殖民统治下,这些文人士绅为了保全自身,且为了“保存国粹以延一线斯文于不坠”,不得已有迎合当局的时候,而他们对于传统汉文化的认同和坚持未曾动摇。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

本文分析了 1 3 68—— 1 91 1年间宁波士绅阶层通过长期维持科举上的成功 ,因而掌握着地方霸权的过程 ,垄断文化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士绅家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 ,往往结成壁垒森严的圈子 ,外力很难渗透。士绅家族网络在公共领域亦发挥着主导作用 ,以此赢得官府和社会对他们权威的认同。近代以后 ,士绅家族不仅需要维持文化上的优势 ,而且还要创造在商业的优势 。

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

自明中期起,赣南社会掀起一股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地方官的倡导、地方绅士的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赣南社会出现这股热潮,表明了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士绅化”的心态。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虽然是中国人祈福求祥心态的自然反映,但并非单纯是风水术上的一个发展问题,更不是赣派风水发源地赣南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以来南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士绅化背景下的天津五大道历史街区公共空间研究

五大道作为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保留着一定的地域性的空间形态特征和传统的邻里文化。但随着街区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街区内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旅游士绅化现象,大量游客涌入街区,造成了对街区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侵入和占用。基于日常生活,观察与记录游客与本地居民在五大道街区城市公共空间内的活动行为,进而挖掘本地居民与游客在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或利用上的共生策略,为现阶段国内普遍出现士绅化现象的历史街区更新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近代河南士绅的集会活动及其影响

河南士绅王锡彤、李敏修从相识到成名,"经正书舍"起了重要作用。该舍通过组织学习交谊活动首先突破了"县界",然后通过"收回利权运动",又将全省绅、商、学界知名人士联合起来。一个在区域上不断扩张的士绅群体,也塑造了其核心人物的声望与地位,这为个人发展赢得了机遇。

传统乡贤文化探微——以宣统年间江苏士绅与地方自治为例

宣统年间,江苏士绅参与地方自治是特定历史时代下的必然,其中亦不乏少数劣绅的干扰与敬而远之的贤良之士。士绅通过参与地方自治发挥出了新的历史作用,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同时,在不自觉中成为国家治理地方社会的助推者,其参与的地方自治对传统社会秩序,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当代中国,我们仍需发挥传统士绅亦即乡贤的社会中介作用,弘扬其社会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努力实现传统乡贤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用,以助于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体系。

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意义——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是一部开风气之作,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考察晚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观念,能否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生长和发展,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体系或者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卜正民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靶子。

清末新式社团与士绅的转变——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政府指令的运作下,地方社会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