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

江户幕府的确立,结束了日本连年战争的局面,随着江户幕府统治的日趋巩固,武士阶层面临的社会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旧类型武士相对,一种新类型的武士应运而生。旧类型武士大多信奉武士道,新类型武士则推崇"士道","士道"在江户时代武士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过十分显要的地位。本文拟就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作以分析。

再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追溯武士发展的历史,着重就山鹿素行士道论与《叶隐》武士道论的不同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剖析,从武士道思想的精神本质入手,对二者加以比较,明确了山鹿素行士道论对儒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户时期武士道发展的脉络及其精神本质。

从武士道历史看武士精神的演变

8、9世纪,适应武士群体战争实践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武士道在12世纪末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而成为制度的道德规范,17世纪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又成为信仰的道德规范。19世纪后半期,由于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武士的道德规范发展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在日本武士政权1000多年的历史中,武士道逐渐与日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沉淀为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逆转”与不同中的新旧武士道论——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近世期间代表新武士道论的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士道论和旧武士道论的《叶隐》(1716年)武士道论相继登场。就产生的时间顺序来看,两者存在前后"逆转"的现象。尽管它们都属于近世武士道论的范畴,但通过比较后却存在各自不同的特质。基于新旧武士道论的"逆转"现象和不同特质,可以把近世武士道论的发展看成是由一个稳定的外壳和不断变化的内核组成的构造。通过分析这种壳与核的构造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近世的武士道论。

武士道的另一个世界——山鹿素行士道论

日本的武士道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突破了"下尅上"的藩篱,形成了一个新的武士道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鹿素行士道论。山鹿素行士道论在旧的武士道理论基础上,吸收儒教及朱子学的思想,适应了德川幕藩体制的新要求,解决了幕府所面临的由来已久的"下尅上"问题,也为德川时期武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可以说,山鹿素行士道论是存在于日本传统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士道观念的现代蜕变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泊——论肖仁福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理状态

肖仁福的小说以官场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为关注对象,展现了这一群体的精神困境和文化矛盾,揭示了传统士道观念的现代性蜕变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泊。肖仁福从知识分子的士道观念立场与官场体制的约束、入仕追求与隐逸精神的冲突这一角度入手,全面剖析了转型时期官场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及时代内涵。

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

柳亚子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是士道的坚定持守者。一方面,柳亚子基于自觉的被养意识,要求当政者优礼养士;另一方面,他以道抗势,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刚健风骨。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有一个阶段性轨迹:在国共鏖兵之际,他对士道的持守为自己获得了较高的道德分值;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发生一定的变化,由鸣而默。其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共的角逐尘埃落定,二是“学而优则仕”的主观因素。柳亚子以反抗旧体制著称,并与中共领袖有深厚交谊,但他最终没有挣脱中国旧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宿命。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极具典型意义,这为知识分子研究,尤其是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与参照。

“格致正诚传天下,修齐治平贯古今”——曾子传世文章中的“儒士道”精魂

曾子是孔门弟子中留下文章作品最多的一位大儒。因其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被后世儒家尊为"宗圣"。其"从事于义"、"以义为利"的儒士人格,"亲民新民"、"散财聚民"的治国理念,"仁为己任"、"奉相仁义"的人生担当,以及"修齐治平","天下至和"的博大情怀,构建了令人感佩敬服的具有曾子特质的"儒士道"精神实质,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力。

试论士道与高校教师师道缺失及重建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道德缺失已是有目共睹,但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建议大多偏重措施的外在强制性,要求也过于普遍。而中国传统的士道精神以其主体自律特色和超越性的价值追求,为高校教师师道建设走向理想化和先进性境界开辟了新的思想。士道精神对师道建设的启示有四,即道德自律原则、道德优先原则、素位参政原则和“师道尊严”原则。

“士志于道”:基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志于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核心伦理精神,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然而,从规范视角出发的研究难以分析思想的社会建制和运行方式,因此需要以经验研究的视角拓展思想史研究空间,这也是社会学本土化语境下求本寻根的学术探索。强调结构和能动性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内在志向、社会位置和知识干预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体现新的研究范式,也从“道”的心智结构来源、社会条件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士志于道”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一社会学探索能够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勾勒知识人的面貌,有助于知识人承续传统,并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反思知识生产的方式,深入理解思想、个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士志于道: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余英时先生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近现代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一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现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十八世纪,而中国史上自孔子以来的“士”则大致相当于西方学人所刻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仅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治而议论、修己以敬等具体表现。余先生在中西方比较中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文化传统,从而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维度上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优越性。

士志于道:张养浩隐而再仕之必然性探析

元代名臣张养浩归隐云庄八年后又毅然再仕,这一看似偶然的选择实际昭示了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轨迹,即作为士而言对道义的坚守与担当。正是士志于道的儒家理想,贯穿了张养浩出处进退的每一步选择,勾画出他完整的仕途人生。其隐而再仕,也正是这一理想驱动下的必然实践。

“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本文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发展作了历史巡视 ,对“士志于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了寻绎与探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与构建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作出阐解。

《狂鼓史》与“祢衡骂曹”——从徐渭对“祢衡骂曹”故事的改写看其“士志于道”的批判精神

徐渭的《狂鼓史》是在《后汉书》及《三国演义》祢衡骂曹故事的基础上,剪裁、再创作的结果。经过艺术的加工,徐渭的再创作赋予了"祢衡骂曹"故事以新异的面貌,使剧作显现出豪荡狂放的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徐渭的性情息息相关。此外,徐渭的再创作凸显出"士志于道"的批判精神,这与徐渭深浸中国士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

“士志于道”与中国文学精神的个性

中国有着"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恰因这一传统的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明才绽放着无限绚烂的魅力;恰因这一传统的卓尔不群,才使中国文学精神张扬着异于西方文学的特征——"气"之魂:或悲壮之气,或悲怨之气,这就是中国文学精神鲜明而坚强的个性。

士志于道——对郭象“名教即自然”命题的解读

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是对魏晋以来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调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孔子以来“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的传承。

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增订版)

唐代士人群体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作为多种存世史料的撰作者,士人频频出现于官制史、思想史、文学史和其他专门史领域的讨论中。士人在唐史研究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使学界对他们的讨论往往需要跨越专门史的史料边界,广泛地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专题研究的多种类的材料。有关唐代士人的研究因而往往能牵动多重面向的议题。其中,要研究唐代士人群体的心态和思想变化,就必须对现存数量可观的唐人文集的性质有所了解。

论“士志于道”的核心内涵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士志于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揭示"士志于道"的核心内涵,并弘扬其基本精神,对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