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夫不为”与“不讽则劝”——扬雄对汉赋理论的改造与两汉之际文学批评思想的定型

《史记》《汉书》与扬雄《法言》记载,扬雄对汉赋的批评有两种认识,一个是"壮夫不为",一个是"劝百风一"或"不讽则劝"。前者是说扬雄悔其"少作"及"风少劝多"之赋,后者是说扬雄以为赋的本质应该是以"讽谏"为主,而"劝"成分的增加,改变了赋的性质和作用。这实际上是扬雄从赋学理论批评的角度,对此前汉赋性质与功能的理论性总结。扬雄后来又提出"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概念,是对刘向、刘歆父子赋学思想的继承,进一步将汉赋纳入汉代主流的经学轨道,是从理论上对汉赋的第二次改造。

前汉昌邑王考

本文考证了前汉两代昌邑王生平情况,揭示出霍光在立废昌邑王时的矛盾心理,并重新审视其政治手腕。作为深处权力顶峰的霍光,身后其家族亦遭遇灭顶之灾,此事件对前汉国祚、文人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昌邑王被废黜,标志着前汉命运的转折,对此绝对不可忽视。

诠赋与宗经:扬雄悔赋批评下的“三步通经”思想

学术史对"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诠解的逻辑前提不是基于"雕虫篆刻"而是基于"雕虫篆刻"的喻指对象——词章,从而遮蔽了其作为本体自在的能指语向——"小学"与辞赋之间存在着的"语言—文学"发生机制之渊源关系。立足语言分级体系,"雕虫篆刻"、"辞赋"与"诗教"分别代表"字"、"文"与"义","雕虫篆刻"与"小学"构成能指语义层,"辞赋"与"诗教"则构成所指语义层。作为回顾式的学术批评,与其说扬雄"童子雕虫篆刻"以"献赋"与"壮夫不为"而"悔赋"呈示出赋学批评思想的矛盾纠葛,毋宁说扬雄将个体为学之渐进深入寓于齿序之少长变化中。由童子"小学"之学(学言),渐入辞章之文(尚文),后根柢在弘道之儒业(立言),应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完整的三个阶段。倘就汉赋的语言发生机制夷考其内涵宏旨,要在扬雄对辞赋与小学关系的体认以及后期"文统"、"言统"纠葛下的思想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