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关系、声誉机制与代理成本

以中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家(董事长或总经理)商会关系资本与企业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家个人声誉机制对上述关系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商会关系能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且企业家商会任职层级越高、任职种类越多,抑制作用越显著;当企业家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以及兼任其他上市公司董事的社会身份等个人声誉时,商会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较弱;渠道检验发现,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企业家商会关系作用于企业代理成本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家行业协会关系、国家及省级商会关系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家商会关系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关系社会资本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作用机制,为深入理解商会关系文化对微观企业决策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何以影响公民政策遵从?——基于数字治理中公民信息采集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

公民政策遵从关乎政策成败,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亟须探索促进公民政策遵从的有效策略。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作为政策领域的“无形资产”,是否能够影响公民政策遵从意愿?当前学界尚未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政府信任和调节变量——组织声誉维度,构建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与公民政策遵从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调查实验探究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与公民政策遵从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其一,相较于带有负面声誉的公共部门,公众对享有正面声誉的公共部门表现出更高的遵从度;其二,组织声誉对公民政策遵从的影响并非仅限于直接产生,也可通过公民政府信任间接实现;其三,不同组织声誉维度下政府信任存在明显差异,说明组织声誉维度可作为一个调节政府可信度的机制。将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与公民政策遵从进行链接和对话,既丰富了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微观研究,也为提升政府治理成效以及推进公民政策获得感提供了实践启示。

韩国电子商务现状与确保可持续性的品牌声誉管理战略

韩国电商平台飞速发展,打造品牌声誉将对电商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本研究结合韩国电子商务现状,针对目前韩国电商存在的问题,提出电商平台和意见领袖(KOL)多维声誉标准。由31名韩国专家组成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德尔菲研究,初期得出的项目对931(电商平台:531;KOL:400)名韩国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了电商平台的四个维度“可靠性、技术技能、客户服务和可及性”以及KOL的四个维度“沟通能力,影响力,专业性,真实性”。分别验证了因素之间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最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量表的有效性。声誉量表有望为有效管理电商声誉、为消费者选择可信赖的网络商城以及KOL提供一个标准。

南丁格尔奖在我国护士和护生中的声誉度调查

目的:探讨南丁格尔奖在我国护士和护生中的声誉度,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和滚雪球抽样法对我国护士和护生进行南丁格尔奖声誉度抽样调查。结果:共调查1 557名护理人员,90.11%的调查者认为南丁格尔奖能对她从事的护理工作起到激励作用;93.26%的调查者会将南丁格尔精神作为职业信仰;93.71%的调查者愿意将南丁格尔奖获得者作为职业榜样。不同年龄、护龄、职称、学历护士和不同年级护生的南丁格尔奖声誉度不同(P<0.05)。结论:在职业范围内南丁格尔奖声誉度高。低年资、本科学历护士和本科一年级护生对南丁格尔奖声誉度的总体评价稍低,高年资护士和研究生的总体评价高。新时代南丁格尔精神传承中应重点关注低年资本科护士群体和本科一年级护生。

基于模糊认知图的高铁企业国际声誉形成机制仿真分析

为探究高铁企业国际声誉形成机制的动态演化过程,采用一种结合了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认知图的方法进行仿真分析。预测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因素、企业能力和被感知的能力均与国际声誉呈正相关,与国际声誉之间的相关性大小排序为宏观因素>企业能力>被感知的能力。诊断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因素是引起国际声誉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混合分析结果证明了以宏观因素为核心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对国际声誉的提升效果最好。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高铁企业提升国际声誉的对策。这种混合方法模拟了因素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并在不同假设情景下进行仿真分析,揭示了高铁企业国际声誉形成机制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展国际声誉形成机制的知识体系,也可为高铁企业采取针对性策略提升国际声誉提供实践参考。

文化与经济双重情境作用下管理者声誉对长期主义的影响研究

运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管理者长期主义变量,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跨期选择理论,探究管理者声誉对长期主义的塑造作用以及儒家文化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管理者声誉与其长期主义导向显著正相关;在受儒家文化影响更加深远以及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强的企业中,管理者声誉对于长期主义的影响更为显著;管理者声誉能够通过塑造长期主义者,优化企业在减少违规行为、提升内控质量、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社会责任承担等价值分配方面,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等价值创造方面的表现。

漂绿行为、企业声誉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环保压力越来越大,企业开始积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然而,有的企业为了避免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成本,可能采取漂绿手段粉饰业绩,希望借此提高企业声誉。文章旨在揭示企业声誉在漂绿行为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基于2011—2022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未被识别的漂绿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漂绿行为会增加企业价值,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影响效果在高管薪酬较高、内部监督较弱、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考虑到外部因素,影响效果在融资约束较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信息披露要求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漂绿行为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绿色信息披露制度。

企业声誉在食品行业企业危机响应过程中的作用——基于两家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基于信号理论与危机情境沟通理论的视角,将上市公司发布的危机公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分析同仁堂的过期蜂蜜事件和酒鬼酒的甜蜜素事件,识别出不同企业声誉维度的作用效果及企业危机响应策略的差异。案例分析发现:危机会引发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下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美誉度增强了危机响应策略的保护效果,但关注度增加了危机响应难度;同仁堂公司针对产品伤害危机采取适配性的道歉策略和纠正策略,危机公告信息透明度较高,修复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酒鬼酒公司针对谣言选择否认策略,危机公告信息透明度较低,危机沟通效果不佳。通过案例分析得到的一般结论可为其他企业的危机管理提供借鉴。

声誉规划视域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基于欧洲中文教育机构语言文化活动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欧洲中文教育机构官网报道为数据源,基于2018年~2022年间欧洲中文教育活动新闻报道3228条,从形式、功能、形象三个方面对这些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形式上,欧洲中文教育主体多元,在层级间或国家间不同主体也存在互动合作;功能上,在推动中文应用领域方面取得进展,尤其在教育、媒体以及图书出版三个高声誉领域;形象上,各机构展示了中文的多种形象,促进了中文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塑造。

纳税信用评价、声誉效应和企业并购

纳税信用评价是我国独特的税收治理手段,一方面提高了国家税收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发挥了纳税信息服务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以2014~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纳税信用评价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被评为A级纳税信用评级后,企业实施并购的可能性与频次显著地提升。机制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价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而促进企业实施并购。本文认为,我国纳税信用评价制度具有“声誉效应”:一是有助于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开展并购活动;二是有助于企业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权力和竞争地位,进而抓住投资机会开展更多的并购活动;三是纳税信用评级被评为A级后,企业开展了更多具有协同效应的并购活动,并提升了企业的长期并购绩效。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实施的纳税信用评价制度通过发挥“声誉效应”并缓解信息不对称,推动企业并购并提升企业绩效,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积极的作用。

国际互联网用户参与国家声誉管理的话语实践——维基百科“一带一路”倡议词条的个案研究

洛马-阿霍将维护组织声誉的网络用户定义为信仰者。信仰者通过强调自身的社区贡献、“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价值、词条编辑的“程序正当性”和唤起“同情”情绪来消解其他编辑者的质疑与偏见。尽管意识形态冲突难以完全解决,但信仰者的参与促进了暂时性共识的形成,推动了合法性知识的生产。这对中国国家声誉管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声誉损失、违约罚金与制造企业间低碳创新网络治理:基于演化博弈模型

针对当前我国企业间“低碳创新,协同发展”所面临的激励低效问题,基于声誉损失与违约罚金视角,构建制造企业间的低碳创新合作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在声誉损失机制和违约罚金机制作用下合作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变规律。仿真结果表明:(1)当未设置违约罚金或声誉损失较小时将不利于低碳创新网络的长久发展,创新主体双方均会出现机会主义从而选择终止合作关系;(2)“强声誉机制”可以使低碳创新网络更稳定,声誉损失治理机制对制造企业的策略选择起到正向影响作用,制造企业的声誉损失越大,则其背叛成本也就越高;(3)适度的违约罚金机制能够加强创新主体间的协同绩效,而过高或过低的违约罚金均不利于低碳创新网络的长久发展。因此,该研究可以为制造企业间实现低碳创新合作建立声誉激励与违约罚金机制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依据。

声誉对互联网医院使用意愿影响的多元路径分析——基于SEM和fsQCA的实证分析

目的:探究声誉对互联网医院使用意愿的影响,对优化互联网医院服务供给模式,提高患者就医体验,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信息-解释-响应(I-I-R)理论构建声誉对互联网医院使用意愿影响框架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互联网医院的使用意愿和组态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医院社会责任、医院实力和医生声誉正向影响评估性态度,路径系数由强到弱依次为0.360、0.301和0.260;医院实力和医院社会责任正向影响情感性态度,路径系数分别为0.449和0.272;评估性态度和情感性态度正向影响使用意愿,路径系数分别为0.519和0.386。且以医院社会责任型和医生声誉+医院实力型为核心条件可构成两种模式下的六条有效路径。结论:医生声誉、医院实力和医院社会责任对提高互联网医院使用意愿最有效。医院应构建专业度高的医疗服务平台,提高知名度;应定期开展学习和培训,更新医疗设备,保持信息公开透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高医院实力;医生应改善服务态度,提高线上互动性。

审计质量会抑制“漂绿”行为吗?——基于企业声誉的视角

审计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方式,可以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提高企业绩效和声誉,降低企业内部风险。审计监管或将成为抑制“漂绿”行为的重要手段。以2015—2020年重污染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从审计质量视角出发,研究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漂绿”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审计质量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抑制“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经营风险较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更好。因此,在推动绿色金融平稳运行的过程中,应加强审计监督,处理好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漂绿”风险,督促企业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负面事件对电商主播声誉的影响研究

主播声誉是消费者直播购物的重要信号和主播赢得市场地位的关键因素,维护良好的主播声誉是主播团队必须认真对待的核心议题。基于情景实验法探索负面事件对主播声誉的影响机制和主播声誉事后修复策略,结果发现:道德型负面事件和能力型负面事件对主播情感声誉的负向影响无显著差异,但能力型负面事件将显著降低主播认知声誉;消费者的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分别在负面事件影响主播的认知声誉与情感声誉方面起中介作用;主播负面事件与修复策略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力型负面事件在利益型修复策略下对消费者信任和主播声誉的修复效果优于情感型修复策略,道德型负面事件在两种修复策略下的修复效果无显著差异。因此,主播应重视负面事件的消极影响,根据不同的负面事件类型采取相应的差异化修复策略。

承销商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基于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21年3月至2023年12月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承销商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承销商声誉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具有显著降低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承销商声誉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显著。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要降低科创融资成本,一方面,需要鼓励地方券商注重与高声誉债券承销商开展业务合作,加大对科创资本市场的参与力度,积累声誉资本;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地方国资国企市场化改革、贯彻公平竞争原则、加强法治建设,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提高市场化水平,优化区域科创投融资生态环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的影响研究——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和投资者视角

近些年来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也为审计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危机。本文在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事件介绍的基础上,利用案例分析法和事件分析法分别从会计师事务所自身和投资者视角对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会导致事务所自身降低审计收费、客户流失率上升等。同时,会导致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客户股价产生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的负向波动。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KMRW声誉模型的旅行社声誉效用研究

面对旅游业稳步复苏和旅游迭代升级的新机遇,旅行社需要更加关注旅行社声誉和信誉,注重提升服务质量和口碑,推动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以KMRW声誉模型理论为旅行社声誉效用模型构建基础,基于博弈论基本假定和研究主体需要,构建不完全信息博弈环境下旅行社声誉单阶段博弈模型与多阶段博弈模型,探讨旅游活动博弈中旅游者与旅行社单次博弈和多次博弈的声誉效用,以及贝叶斯纳什均衡条件下旅行社各阶段的最优选择,深入揭示旅行社声誉对旅游活动中参与者行为选择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表明:旅行社的声誉建立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经营,但同时也可能因为一次不良行为而遭受严重的声誉损失;通过创立声誉档案和建立新型旅行社管理系统,能够规范旅行社的经营行为和市场秩序,保障旅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研究为旅游市场监管提供新的思路,对旅行社加强声誉管理及规范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助于推动服务行业声誉建设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网络舆论情景下群防群治声誉的威慑作用与传播策略

社交与智能媒体的聚光效应重塑了群防群治治理模式的声誉传播景观,凭借检举明星犯罪而声名大噪的“朝阳群众”便是典型一例。公共部门或可以此为借鉴,通过社交媒体的舆论形成与扩散功能打造群防群治的声誉情势,震慑潜在犯罪者使其放弃实施犯罪的预想。在以数理推演方式论证可观察的历史对潜在犯罪者策略选择影响的基础上,采用CODA模型和RAS模型构建潜在犯罪者的内心观点形成方程,可以发现:公共部门可通过报道群众制止犯罪进行议程设置引导正向舆论形成,起到威慑犯罪的作用;通过Logistic模型可以证明,负有治理责任的街道和公安机关在宣传中有效互动,有益于群防群治声誉的形成和传播。

财务顾问声誉与并购问询函的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沪深交易所对并购活动监管问询的独特场景,探讨了财务顾问过往服务的并购交易收到问询函后的监管溢出效应,分析是否造成财务顾问声誉受损,从而影响其新参与并购的绩效。结果显示,财务顾问过去参与的并购如果受到交易所问询,声誉将会受到负面影响,进而降低未来参与并购的绩效。当企业主动雇佣财务顾问时,企业更重视财务顾问声誉,声誉受损对绩效负面影响会更大;而当企业为满足监管要求被强制要求聘用财务顾问时则影响较小。此外,市场关注度更高时,并购问询的监管溢出效应会更强。在异质性检验中,跨行业并购、买卖价差较大和分析师停止追踪等信息不对称加强的情况下,问询函的监管溢出效应更强。结果表明企业雇佣财务顾问的主动性和市场关注程度显著影响了并购中财务顾问声誉发挥的作用,交易所并购问询能够通过影响财务顾问声誉以对并购中介进行监管,实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