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程序的法治化

《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共同构建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制度,但由于缺少程序法的规制,当前的教育矫治制度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前端处置不力。当前在程序法中几乎没有与保护处分相关的内容,对于保护处分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和实施程序都缺乏配套规定,专门学校在实践中异化、矫治教育的社会效果不明显,不利于实现保护处分机制的效果、无法弥补一元化形事司法格局的罪错未成年人处置方向。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之下,应当将保护处分纳入罪错未成年人处置的司法体系中,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加入保护处分的相应制度,与现有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衔接,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罪错治理的有效衔接。

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保护处分措施与治安管理处罚的衔接研究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完善了针对严重不良行为的三种保护处分措施。由于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适用范围存在交叉,在制度层面出现了保护处分措施与治安管理处罚的二元处置格局。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仍以治安管理处罚为主,未能实现保护处分措施提前预防与治安管理处罚惩治之间的平衡。基于两种措施理论定位的不同,实践中应坚持“教育挽救”总方针,以“教而不罚为主,罚教结合为辅”为原则,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行为危害程度等因素,分级分情况分类施策,妥当适用保护处分措施和治安管理处罚。

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关系——基于需罚性与刑法补充性的本土模式构建

2020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在适用上产生了广泛重叠,这些问题有待厘清。将需罚性理论与刑法补充性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刑罚必要性的判断与前置法的作用效果息息相关。保护处分作为前置法规定的处遇制度应当得到优先适用,以最大化地消解罪错未成年人的刑罚必要性,保持刑事司法的最小程度介入。应当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探索保护处分优先适用的本土模式:首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拓展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继而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的转处机制,再逐步提高保护处分的教育矫治功能,最终确立保护处分的优先适用地位,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是以预防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为目的,针对实施了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所采取的一系列处遇手段。当下保护处分制度内容的模糊不明、实施主体的力量薄弱、具体实施程序的规范缺失、专门学校建设进程缓慢等问题,是影响当前我国保护处分制度实践效果的重要因素。为此,应当明确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功能定位,并对具体措施的决定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同时,为给保护处分制度的有效落实提供现实抓手,有必要从组建专门的未成年人警务部门、将调查评估工作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外包”,推进专门学校的建设三方面具体展开.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刑法修正案(十一)》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保护处分制度进行了统一表述,并提出专门矫治教育措施,确立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进行分级处遇的理念,这是我国在未成年人司法方面的重大进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并未抓住未成年人犯罪的本质,也不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宽宥理念。保护处分制度不是刑罚的代替措施,也不与保安处分制度等同,保护处分是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提前预防、教育矫治的有效措施。然而,我国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在体系构建、程序适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应当构建完整的保护处分制度体系,最大程度地保障罪错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犯罪后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保护处分

保护处分即少年犯罪处遇中具有替代(并非补充)刑罚性质的措施,它具有超越刑罚亦超越保安处分的鲜明特点,有犯罪之后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之称。保护处分应当遵循三大基本原则,即处分法定原则、处分优先原则和处分相称原则。保护处分包括机构性保护处分和非机构性保护处分两大基本类型。各国(地区)对于保护处分的类型设计及其运用无不以社区性保护处分为原则,而以拘禁性保护处分为例外。保护处分是现代少年刑法的核心内容,仍然停留于报应主义阶段的我国少年刑法急需加快改革,建立保护处分制度。

保护处分制度探索研究--以M区罪错少年违法情况为例

作为全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的发源地,上海检察机关对保护处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本文以M区2016-2017年罪错少年违法情况数据统计为研究样本,从保护处分的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制度设计、配套体系等角度,探索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建立和完善的相关问题,从建立触法少年情况的信息反馈共享平台、设立分类处遇流程,配套强制性保护处分措施的司法审查和检察监督机制等方面健全多样化的保护处分制度。

从日本的保护处分制度看我国的少年教养制度

保护处分是日本对非行少年进行矫治处遇的一种方式,在适用对象上和我国少年教养制度的适用对象几乎一致。但两者在制度理念、制度内容、程序设置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在对两者的比较研究中,将使我国少年教养制度的缺陷得以揭示。

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对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干预,依然存在缺乏法律支撑、矫治场所不适应现实需要、矫治措施效果不佳、家庭或学校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教育矫治难度大、相关配套体系不完善等困境。构建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需要处理好儿童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权衡。保护处分的着眼点应当在于教育和保护,建议借鉴域外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经验做法,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宽容而不纵容的理念,更好地将强制性干预与保护性处遇融为一体,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明确司法及行政机关、家庭、学校、社会力量在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中的定位与职能。

宽容刑事观下的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

我国少年保护处分制度的构建

自1899年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创建了第一个少年法院以来,少年司法制度已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保护处分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目前世界各国对违法犯罪少年的处遇模式。实施保护处分,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非行少年自身犯罪的危险性。我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理念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教育、感化、挽救",这种保护理念和少年保护处分制度的理念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但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并没有有关少年保护处分制度的规定。对犯罪少年的主要处理措施,仍是以刑罚为支配的地位。保护处分制度的在我国的理念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良性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保护处分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正将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保护处分的刑事政策分析

从论述保护处分基本理性出发,对保护处分的概念加以界定,并在 借鉴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保护处分制度。

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探析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渐增多,然而,在对涉罪未成年人处分方面,我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较为乏力,在予以刑事处罚和"一放了之"之间存在较大的空白地带。文章剖析了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现状及适用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从类型体系、程序体系及配套体系三个层面入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保护处分处置制度构建探究——以南浔未检的实践探索为基础

我国现行法规范体系中并未形成体系化的保护处分制度,从其现状的分析上看更趋向于一种半独立式立法的处罚体系,在对原有处罚体系进行改造向保护处分制度过渡的立场上看,原有体系的宏观缺陷归于两个:体系性不足、协调性不足。在借鉴了南浔未检的基层分级干预和保护处分类型创新的实践经验之后,对于现行的未成人案件处置措施进行了整合、完善、创新,在以"不良、一般违法、触法、犯罪"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四分作为保护处分制度的分级处遇前提下,借鉴、创新了观护处分、禁闭处分、教育处分的保护处分体系,并在适用原则和实施专门化的问题上提出处分优先、处分法定、处分相称原则和机构、人员、程序、权力的专门化,构建保护处分处置制度的体系。

国际视野下的保护处分概念——兼论与相近概念的界分

保护处分是指为保护少年自我健康成长,对罪错少年采取的强制性的教育和福利措施。保护处分和刑罚的适用上,存在保护处分一元制、保护处分优先制和刑罚一元制三种模式。保护处分在适用对象、适用基础、适用目的及与刑罚的关系上均与保安处分存在不同。儿童福利措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成为保护处分的内容。

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中的保护处分制度

从1962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制定完成,到今天已逾半个世纪。经过立法者、司法实务者及学者、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我国台湾地区在少年司法及罪错少年矫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而保护处分制度是矫治罪错少年的处遇措施体系,该制度的建立及演变体现了《少年事件处理法》保护少年健康成长的少年法精神。

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基层实践研究

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是面向问题未成年人针对其身心特点展开的特殊处遇,在英美日等国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我国虽已初步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体系,但是存在对象有待周延、措施相对滞后、专业机构不够明晰、协同机制尚未落地等具体技术性问题亟待解决。未来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建设与发展应当从科学化处分对象、主体、手段以及责任机制等方面着手,特别是要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最新成果,持续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数字化变革。

保护处分的起源和发展——兼论保护处分的当代精神

在中西方古代及近代刑法中都有恤幼精神的体现,这是保护处分的萌芽。近代以后,基于防卫社会的保安思想或国家亲权法则,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产生了保护处分的起源,为保护处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立法准备。20世纪开始,保护处分进入立法时代,各法制发达国家在各自的法律体系中确立了保护处分制度,但是,此时的保护处分注重社会防卫,并非以儿童保护作为直接目的。二战以后,保护处分真正突破社会防卫目的,成为以少年为首要考虑的制度体系,确立儿童保护、教育辅助和人格矫治的当代基本精神。

国际视野下的保护处分发展——以20世纪的国际刑事会议为中心

19世纪中期开始召开的国际监狱会议促使国际保护处分从孕育走向成长,这与当时的理论及实践密不可分。二战以后刑事人道主义新思潮和新社会防卫论迅速发展,刑事法律理论为保护处分的科学化和人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联合国防止犯罪及罪犯处遇会议真正将国际保护处分阐扬光大。联合国的"一个公约加三个规则"明确了少年保护的原则、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国际保护处分得以规则化和系统化。

浅析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性处分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问题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和难点,对之仅仅运用监禁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此类犯罪呈上升的趋势,本文通过考察国外有关保安处分的立法与实践,论述了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适用情况。同时联系我国关于防治未成人犯罪的立法与实践,阐释了我国在防治未成年犯罪的保护性处分措施的特有功能,以及有待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