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处士诗人及其诗歌风尚三变——兼论北宋民间士人创作力量的不断增长

北宋处士风尚有三次较大的变化:以魏野、林逋为代表的前期处士诗人,其立身行事有传统处士的风范,其诗歌也大体符合士大夫对处士诗风以野逸清淡为特征的基本想象;以李觏、王令、邵雍、徐积为代表的中期处士诗人,他们张扬个性,标新立异,引起士俗广泛关注,他们的诗风突破常规,以最为创辟的姿态冲击着士大夫主流诗坛的审美趣味;哲宗绍述及徽宗时期,在党祸党禁高压下,江西宗派处士群及外围处士们以道德人格自律自励,以道学禅学精神重建处士节操风姿,发展黄庭坚、陈师道那种饱含士人阶层人格力量的刚健奇硬诗风,在士大夫噤若寒蝉的岁月,他们以蛰伏隐忍的姿态,将当时位于边缘民间的诗坛转化为后人心目中这一时代的主流中心诗坛,改变了北宋后期30余年间士大夫主持诗坛的局面。

论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兼说汉代“处士”的文化表现与历史形象

申屠蟠以才学和孝义得"高士"之名,多次拒绝征举,在汉末政治动荡年代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取全面回避的态度。作为彻底的"处士",申屠蟠始终不与当政者合作,表现出"崛然独立"的立场。"梁砀之间"具有特殊的生态环境,也构成特殊的文化空间。以"梁砀"为中心辐射形成的文化圈,先后有汉初刘邦功臣集团和汉末曹操功臣集团的发生。出身陈留外黄的申屠蟠曾经长期生活在这一文化圈的外围。他的人生道路选择与指向政治成功者不同,成为"处士"的模范。而后世对申屠蟠的评价各有褒贬,亦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的声音。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古代处士墓志的叙事策略及文化内涵

处士不官于朝,无吏能、政绩可写,德行自然成为处士墓志重点渲染的对象,但"德"的具体呈现因时代而异。唐代及其以前为第一时期,其模式是强调处士淡泊名利的本性和修养,品德的呈现主要在自身、家庭、友朋等私人空间,注重的是处士个人的生活雅趣。宋及以后为第二时期,其模式是不回避对名利追求失败的记述,品德的呈现除自身、家庭外,重点在乡里社会等公共空间。这种叙事策略的变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文化心理、时代精神、民众的形象认同、社会文化建构意识等都密切相关。

论“处士横议”

"处士横议"现象在战国时期十分突出。以往对横议处士身份的理解存在误差,他们其实指那些有着强烈入仕愿望而尚未出仕的士人,而非隐士。处士横议与战国时期诸侯对人才的主动招揽、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风气等密切相关,是时代巨变的产物。处士横议对士人精神、社会变动有过积极影响,也存在弊端。战国之后,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人群体本身的分化,以及选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处士失去了横议的土壤,因此到秦汉时期逐渐式微,其后作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处士横议则不复存在。"处士横议"从极盛到式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张南垣的生平、家族与交游—乔莱《张处士墓志铭》考略

造园大师张南垣是中国园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大量的相关资料和论著。乔莱《张处士墓志铭》的发现提供了张南垣研究的核心材料,极大地推进了这一研究。采用史源学和年代学方法,根据《张处士墓志铭》提供的线索,考证了作者乔莱与张氏家族的交往,推断张南垣名“琏”而非“涟”,祖籍为松江华亭县,梳理了张南垣的家学传承与造园历程、张南垣的先辈与子孙谱系、张南垣的交游等内容。有助于深入认识张南垣的造园成就,完善更新张南垣研究的框架,进而剖析古代造园背后的家族、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运行机制。

唐代“处士”概念辨析

我国古代对隐士有多种称谓,皆各有侧重,处士作为古代隐士称谓之一,原意指居处于家中,从未有出仕经历的士人。然而随着隐逸文化的发展,这一概念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详细考察唐代处士称谓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唐代官制的复杂和处士概念的泛化,同时可窥见唐人价值观的转变轨迹。

“汝阴处士”常秩事迹考

常秩是欧阳修知颍州时发现的当地隐士。由于欧阳修的举荐和推扬,朝廷多次授官,常秩均辞不受,以"汝阴处士"名闻天下。可是,在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时,常秩却入朝为官了。此举令欧阳修大失所望。常秩为官时并无建树,而且名声不佳,与此前的"汝阴处士"相比,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战国时期的隐士与处士——以《战国策》为中心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而处士经常被认为是隐士的一种别称。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隐士和处士有着一定的区别,并以《战国策》为中心进行分析。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论孔子《春秋》学对战国诸子的开启与引领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游幕与清初士人心态及诗风演变——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布衣处士士人群为考察对象

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四大布衣"为代表的布衣处士士人群在清初大都有游幕乞食的经历。作为"谋食"之举,为人作幕被视为降志辱身之举,游幕在影响士人心态的同时,也促使其诗歌内容与诗风发生演变。另一方面,游幕为布衣处士士人群提供了相对安定的著述环境和广泛的交游范围,大幅提升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和学术水平。通过游幕,布衣处士士人群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更清楚,对他们应诏博学鸿儒科起到了推动作用。

乱离时代的历史画卷——《彭衙门行》与《赠卫八处士》的比较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歌,在颠沛流离之中,他也记录自己在丧乱中的奔波,以及见到友人的不尽感慨。此二诗展开了灾难时代中的不幸,也赞美了弥足珍贵的友情,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逼真的记录。

试析王符的“潜夫”“处士”之名

王符的著作自己冠之以《潜夫论》,后人对他又以"处士"相称。结合王符生活的时代特点以及其自身的现实生活境遇,可以进一步揭示上述二个名头的真实含义,即"潜夫"和"处士"都体现了王符虽身处下位,但仍怀忧国忧民之心和救国救民之志,希望用自己的著述和思想学说等为匡扶济世而献计献策,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不为一世之人的强烈心声。

《明处士江民莹墓志铭》札记四则

高等中医院校医古文六版教材中的《明处士江民莹墓志铭》一篇，注解详尽，大多稳妥可信。然笔者在教学中发现一些可商榷之处，故撰成此文，与同仁共考。……

接受美学视域下唐诗英译探析——以杜甫《赠卫八处士》两种英译文为例

20世纪60年代,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基础上,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创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运用接受美学"期待视野"和"空白"两个核心术语,从不同时期译者和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以及"期待视野"下译者处理"空白"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处理译文不同的原因。

从“处士”到“药王”——历代对孙思邈的尊称考述

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唐代被尊称为处士,北宋至明代尊为真人,明代万历以后又被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在其故里陕西铜川耀州区被尊称为药王不晚于清代乾嘉时期,其隐居地耀州五台山被称为药王山亦不晚于此时。

从古代中国舶来日本的《王维集》版本初探——兼论《三体诗幻云抄》中的《题崔处士林亭》一诗

日本室町时代五山禅僧月舟寿桂(号幻云)曾编辑《三体诗幻云抄》,其中收录了王维诗的注释,这使得我们得以看到15世纪到16世纪日本五山禅林流传的王维集版本的情况。笔者认为在当时日本广为流传的《王维集》版本之中,应有现在中日两国都没有见到的宋版《王维集》。这部版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王摩诘文集》和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王右丞文集》有所不同。此外,元刻本《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是目前的海内孤本,《中华再造善本·集部·金元编》存其影印版本,因无"帮手",无法确定其刊刻年代,但在《三体诗幻云抄》中明确记录了这部版本的刊刻时间、刊刻人信息。

国家演进、水德之运与处士横议——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三维探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在“过秦”思潮中,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酷刑滥施被凸显与批判。探究“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的确立,当是秦帝国基于三方面认知与考量的结果:其一,秦因变法重法而致富致强进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五德终始”说视阈下秦为“水德”,由此当遵“水德”之性,行“水德”之政以“合五德之数”,以此获得“君权神授”的天命诉求;其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面临的六国旧贵复仇以及处士横议的现实政治危机。

“《大周处士郭君墓志铭》的文化价值”商榷

《中原文物》2013年第2期发表的刘珊《〈大周处士郭君墓志铭〉的文化价值》一文公布了墓志新材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和研究。文章的文献研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墓志铭文释读有不少错误,二是其文化阐释有任意发挥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