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拟制与罪数形态之关系辨析

法定的一罪包括集合犯和结合犯两种形态,故而区分法律拟制与法定的一罪就必须分别区分法律拟制与集合犯、结合犯。集合犯和结合犯实际上均属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处断的一罪中可能与法律拟制存在"交集"的是连续犯和牵连犯。连续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实际上呈一种交叉的关系,其交集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3款、第二百零一条第3款、第二百六十三条等11个经法定化的连续犯条款。牵连犯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如均是将实质上的数罪以一罪处断、所包含的数行为之间均具有异质性和一定程度的牵连性,以及均是将数罪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或从一重罪从重处断等。当然,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具有更大的相异性:牵连犯是将数罪酌定为一罪处断,而法律拟制是将数罪法定为一罪处断。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在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框架内只能呈现平行的状态,而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既是牵连犯又是法律拟制的规定。

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司法认定

在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中,走私犯罪的成立不仅须有涉案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来源于境外的证据,中间走私入境过程的证据也不能缺失。这类案件中,直接走私和间接购私的区分,应结合行为人主观犯意的内容、客观行为方式以及犯罪收益的获取三个方面综合评判。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收购、运输行为,同时构成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择一重罪论处。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出售行为,同时触犯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论我国刑法学中罪数体系的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传统上采用的罪数体系存在双重标准和归类不当的缺陷,在借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基础上可予以修正,根据处刑方式区分一罪与数罪,根据行为数区分一罪内部的类型。一罪应包括单纯的一罪与包括的一罪,数罪应包括处断的一罪与处断的数罪,想象竞合犯应当归类为处断的一罪。

“从一重处断”竞合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兼谈我国竞合(罪数)体系的构建

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正,采"分则个罪立法模式"的我国刑法中的竞合条款已基本呈现类型化和规模化,即基本形成"从一重处断"条款、"从特别规定"条款和"数罪并罚"条款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基本扭转了我国竞合(罪数)体系建构"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三元分立表明立法区别对待想象竞合、法条竞合与实质竞合的基本立场。"从一重处断"条款,主要应作为想象竞合犯处置原则之规定,但也可能是交差关系法条竞合和牵连犯等多行为处断一罪之处置原则的表征。对三分的竞合条款的解读也表明,应当以实质的一罪、处断的一罪和实质的数罪为基本框架建构我国竞合(罪数)体系。

也谈结合犯——与李江洪老师商榷

结合犯是刑法将数个本来有明文规定的独立犯罪行为,规定在另一个条文中,使其结合为另一独立的犯罪;如果刑法的一个条文包含两种犯罪行为,但这两种犯罪行为并没有结合成另一种罪,那就不是结合犯。结合犯是单纯的一罪;而非处断上的一罪。《结合犯再论》一文的观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凡是包含两种犯罪行为的刑法条文都当成结合犯,并且认为结合犯是实质上的数罪,处断上的一罪。

论想象竞合犯之处罚

本文从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方面进行分析,并就从一重从重处罚的理论依据及相关实际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进一步为想象竞合犯的处罚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刑法罪数理论上对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主要有一罪处断说、数罪并罚说、具体分析说等。数罪并罚与我国对想象竞合犯的定性结论不相符合,具体分析说考虑的问题过多,操作性不强。因此,本文更加赞同一罪处断说,在具体的适用中需要对量刑原则及附加刑适用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连续犯的存、废研究

对于连续犯是否应该保留在罪数理论中,刑法理论界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废除连续犯的理由并不成立,而认为连续犯应该继续保留的理由也不够充分。连续犯应该继续保留的原因在于:相较于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独立的同种犯罪的情形,连续犯的社会危害性更小。如果对连续犯数罪并罚,必然会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另外,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对连续犯不能只按照其中一个犯罪进行处断。正确的做法是对连续犯只视为成立社会危害性最重之罪,再在其法定刑范围内依据量刑的原则,考虑其他犯罪事实和情节而进行处断,是为处断的一罪。因此,将连续犯作处断的一罪是合理的。连续犯理论应该继续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