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青少年校园暴力犯罪处罚从宽的合理性

青少年校园暴力频发引起了社会对青少年犯罪刑罚力度的关注。在我国,针对青少年犯罪,采取从宽处罚的原则,但这一做法是否合理值得探究。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青少年校园暴力的相关概念与处罚现有问题,从处罚的目的和原则、青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和国际上对青少年刑罚的要求出发分析从宽处罚的合理性。同时,正视处罚从宽面临的挑战和限制,提出教育与预防措施的强化以及康复与再融入计划的加强的完善路径,旨在预防青少年校园暴力犯罪,提升对青少年校园暴力问题的综合治理能力。

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及其完善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过程中享有的一项职权,该项制度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提高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监察实践中该项制度的适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结合规范与实践分析,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条件模糊、适用效力不清以及适用比例不均衡等现象,为此应当在厘清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性质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该项制度进行完善,以发挥其在职务犯罪案件处理中的作用。

“法法衔接”视角下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及规范适用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产物之一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紧密联系。由于制度效力定位偏差、被调查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内容形式不明、司法机关对特殊情形应对方式不明等问题,使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形成有效衔接。据此,应以从宽处罚建议应然内蕴为基础对从宽处罚建议进行合理定位:个案量刑情节提示的功能定位、不及于人民法院的效力范围定位、权力而非权利的从宽处罚建议权属性定位,并通过强化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向互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相对概括的实体从宽处罚建议为内容这三项措施,确保从宽处罚建议的规范化适用,消除“法法衔接”时的阻碍和断层。

对行贿人从宽处罚特殊规定中“被追诉前”的理解

《刑法》第390条第3款规定了行贿人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宽处罚。对“被追诉前”的正确理解不仅关乎从宽量刑情节的准确适用,更关系到《刑法》与《监察法》的顺畅衔接以及我国腐败治理刑事政策的有效落实。将“被追诉前”理解为“检察机关受理前”,既符合“追诉”概念在刑事法视域下的既有内涵,又能纾解《刑法》与《监察法》衔接上的矛盾,同时为从宽处罚特殊规定的适用留有合理空间,遵循了立法目的,契合我国腐败治理刑事政策。

刑事一体化视角下《监察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适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31条、第32条规定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在实务中适用率较低,且没有达到良好的适用效果,存在一定的适用困境。究其原因,其实体认定条件较为严苛,不符合阶梯式从宽理念,程序上则存在适用形式多样、程序繁琐、效力不明等情况。要想真正解决该适用困境,需要梳理其与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关系。二者在理论内核、评价标准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制度特点和适用范围上又有所不同。据此,《监察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应当在刑事一体化的视角下以实用性为导向,既要保持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又要坚持其独有的监察属性,在实体上调整分层从宽的适用条件,在程序上统一适用形式,调整决策程序,增加司法回应,以确保职务犯罪案件中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落实到位,真正实现我国反腐工作的法治化与科学化。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回应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作出的建议司法机关对被调查人给予从宽处罚的意见。关于从宽处罚建议对后续司法机关的效力问题,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也存在积极回应与消极回避两种态度。从宽处罚制度契合了国家职权分工协同理论的新理念和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新功能,且有利于“法法衔接”背景下职务犯罪办案资源的优化配置。司法机关应当对从宽处罚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在路径构建上,应明确司法机关的回应义务,将从宽处罚建议材料纳入诉讼证据审查范围,由检察机关对从宽处罚建议材料进行初次审查,并由审判机关作出最终采纳与否的判定。在准确设定审查标准的基础上,司法机关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从宽处罚建议作出回应。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研究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是融合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了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具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等价值。对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是立法技术的有意为之,却给制度适用造成阻滞。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影响后续量刑建议和司法判决的能力,但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全面审查和诉讼支持。监察机关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取决于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考量,可以采取从宽处罚建议书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专列项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该制度设置的两个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弥补律师不能介入的缺憾。应当建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和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

激情犯从宽处罚的应然与实然论证

对激情犯从宽处罚,既有理论依据也有现实需要。激情犯实施犯罪前无任何预谋,其反社会人格也较弱,行为时的刑事责任能力存在重大减弱。被害人过错的存在导致激情犯应受谴责性降低。因此将激情犯情节法定化有利于统一判案标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也有利于科学合理量刑。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职权化”运行与规范化发展--基于对100余名实务人员的访谈研究

《监察法》确立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为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中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有助于提升反腐败效率。该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成“特殊与一般”、前后衔接的关系。访谈研究发现,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率总体偏低,并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程序和权利属性不足等“职权化”运行特征,不利于实现反腐败效率价值及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衔接。上述现象的深层致因是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未得到准确、严格执行以及相关配套规定尚不健全。实现该制度的规范化发展转型,应坚持效率与公正有机统一的理念,遵循“双向衔接”、证据裁判、罪责刑相适应、权利保障、监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原则,并据此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

特殊群体从宽处罚问题的法理解析

特殊群体作为需要给予特殊帮助和保护的群体,其合法权益需要针对其特殊性给予特别的保护。我国自古就有"矜老恤幼"的思想,且在法律制度中彰显其精神。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刑法领域中体现为刑罚制度的文明与进步。当今社会人权意识普遍提高,人道尊严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权利,刑罚人道主义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刑罚观。对特殊群体从宽处罚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和要求。刑罚人道主义不排斥刑罚个别化,在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上,体现为在定罪、量刑上要考虑其生理、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通常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别于一般的犯罪,因此在定罪、量刑和行刑过程中需要适当从宽。

论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一项正当合理的法律制度。《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实行从严限制的修改方案,实无必要。

老年犯从宽处罚立法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老年人犯罪的规定,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犯罪在刑罚的设置上呈现轻缓化趋势,并且禁止适用死刑,这不仅使刑法与我国的优良传统相契合,而且符合刑法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但该规定在老年人年龄的认定、起算基点和死刑禁用的例外情形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进一步完善刑法关于老年人犯罪的规定,对老年犯从宽处理的年龄认定应以结果发生时为计算基点,对老年犯禁止死刑的年龄起算点应以犯罪时为基点,取消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犯禁止死刑适用的例外条款。

论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是当前刑事法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在从轻或减轻、缓刑、免死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具有合理性。应当从降低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年龄、重构老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老年人犯罪一律免死、明确对老年犯实行社区矫正等几个方面完善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的阻滞与纾困——以司法衔接为视角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新生事物,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与反腐败工作原则相一致,体现着与司法机关配合、制约的外在要求,具有帮助职务犯罪被调查人改过自新、提高反腐败工作效率的重大意义。通过对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建议适用的罪名并不广泛、适用率仍然偏低。同时,在与司法衔接的过程中,从宽处罚建议在提出的类型和移送的形式上还不够规范,司法机关的回应也不够充分,与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还存在障碍。据此,必须进一步规范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类型和移送形式,加强司法机关对建议的回应并促进这一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从而确保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探析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犯罪与日俱增。面对如此状况,我国刚刚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作出从宽处罚的规定,这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根据,也符合社会现实。但对老年人从宽处罚,其内涵丰富又不应仅仅限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展开,以及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思考与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了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对保障老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缺陷。介绍了老年人犯罪概念、特点及从宽处罚依据,评析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现行规定,并提出完善建议,包括合理确定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年龄标准,适当放宽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完善老年人犯罪死刑适用的规定,明确规定老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

刑法视阈下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制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是兼具实体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要实现制度的预期规制价值,亟需强化实体法供给支撑。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应用进行了系统规范,但在认罪认罚的实践类型和案件轻重未充分理清的情况下,既有的从宽规制过于原则和灵活,重罪案件如何实现从宽处罚的制度激励更是面临考验。刑法评价领域,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自首的内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重叠评价问题亟需明确。要破解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规制供给不足问题,需在理清认罪认罚实践类型与案件类型的基础上,立足于刑法裁量中从宽处罚的阶梯设置,结合不同类型认罪认罚背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矫正必要性,做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相应规定。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元化之提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依法及时有效惩治犯罪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监察法》和《刑诉法》规定的认罪认罚的内涵、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和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存在差异,引发法学界与法律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议。从《监察法》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原意、制度功能和价值目标看,《监察法》与《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一致性。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两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应当走向一元化。为此,需要明确《监察法》中“认罪”和“认罚”的内涵,保障被调查人的律师帮助权和监察认罪认罚的协商性,以及统一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从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的有序衔接。

解释论视角下的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进行了修订,对行贿罪从宽处罚增加了适用条件。基于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不同解释方法,适用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应一方面服务于打击贿赂犯罪大局,另一方面起到平衡行受贿量刑的作用,同时标准应尽可能明确以避免放纵行贿犯罪。故此,对该条款中"主动交待"宜虚化处理,"犯罪较轻"应以犯罪可能适用的刑罚为判断标准,对"重大案件"、"重大立功表现"均应作扩大解释。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诉讼中的价值、定位与运作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对被调查人的量刑问题向司法机关所作出的从宽处罚书面建议,属于监察机关的一种法定处置类型。从宽处罚建议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和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运作上,建议的从宽内容应以概括性为主要选择,为后续阶段案件的处理预留更多的变动空间;对符合条件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应当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否则需有法律依据并充分说明;基于适用对象的不同,从宽处罚建议对监察机关、被调查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不同主体的拘束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