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背景下的行政处罚公开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法面临巨大挑战,行政处罚也不例外。2021年7月,新修《行政处罚法》开始实施,第48条1的规定为行政处罚公开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本文将从“李某迪嫖娼案”公开后引起热议这一事件为问题的引发点,来展开探究。笔者发现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行政处罚公开可能会存在“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认定、行政处罚公开权益平衡、行政处罚公开威慑力、行政处罚公开即时性等问题。对此,笔者试图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标准量化、规范信息公开原则以促权益保护、贯彻落实比例原则以便处罚相当、建立相应配套立法促进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完善设想。

个人隐私权保护视阈下的治安管理处罚公开限度

治安管理处罚公开原则并不包含处罚"示众"的意思,但是实践中,由于少数公安机关理解的偏差,将处罚结果公开曝光,引发了侵犯处罚相对人隐私权的争议。其争议根源当是治安管理处罚公开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冲突,二者冲突的实质是秩序和自由的矛盾。因此,公安机关在把握治安管理处罚公开限度时,应当对利益衡量路径进行考量,坚持适当性标准,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前提,树立正确的新型警察服务模式理念。

行政处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公开原则”进行了限缩,本文通过对法律文本进行了分析,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个人隐私、依法公开等概念也进行了界定与明确,并针对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中存在的公开主体随意、公开标准不一、公开载体混乱、个人信息保护不力、公开程序不明、救济路径不畅等问题逐一提供了解决方案,以增强《行政处罚法》的针对性与适用性,提高处罚公开行为的合法性与规范性.

行政处罚公开与个人隐私的平衡保护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旨在保护人民的知情权,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管理工作的透明化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功能。由于代表公共利益的知情权和公民人格权中隐私权利益间的难以兼容,行政处罚的公开和个人隐私保护往往存在冲突,公众人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在当今互联网称霸的大数据时代更是难以避免地引发一系列影响,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中的公共利益以及《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中的个人隐私界定不明,需要在公开前,公开时,公开后三个阶段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挑战与回应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所增加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改革成果的吸收,体现了行政处罚全过程公开的要求。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负面评价,其公开将对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产生不利影响。但在信息化时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强化惩戒效果和教育社会公众的重要手段,亦是实现公共预警、进行风险提示的有效举措。立足既有规范依据,对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判定应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例外的判定还应结合过罚相当原则和比例原则,细化公共利益保护、当事人同意、惩戒效果强化之理由,同时禁止侮辱性公开,以明确隐私保护的界限。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制度分流与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法律实践中的多场景应用,虽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制度效能,但也衍生了公开泛化和规范路径选择困难问题。由于不同应用场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均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且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行政活动,遵循不同的运行机理,因而也就不能简单地通过功能统合或者目的取舍实现其部分的规范化,而是应当通过制度分流推进其全面的规范化。因此,需要厘清不同应用场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不同制度属性,并根据不同属性行政活动的运行机理,确定其各自的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解释与建构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限定了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公开,其立法目的在于监督执法和风险预警,但伴随着行政机关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功能逐渐异化为“羞辱式”制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功能的变化导致制度本身应当被反思,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概念认定却未在法律规范中予以明确。然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认定应结合区分处罚对象社会身份的主体标准,违法行为侵害范围的领域标准和社会影响存在形态的状态标准等多项指标综合判断。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载体应以互联网公开为主,以纸质公开为辅,并限制网络平台的复制、转载、截图、评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应对自然人和企业分别采取隐名公开和显名公开的方式,均对敏感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期限还应围绕不同情形、对象、特点设置差异化期限。

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条件的规范性解释与适用路径

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条件,对行政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最大限度减少对被处罚人的不利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由绝对公开走向相对公开基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的变化,也是知情权与隐私权辩证关系认识的演化,同时也因为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开标准与适用路径,在综合考虑事件社会关注度、公众利益受损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应采取分类处理、梯度公开的策略,并建立健全评估机制,以确保公开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边界研究——以“比例原则”为分析视角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的规定,餍足了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信息的知情权,然,行政处罚决定涵盖的否定性评价关涉违法相对人的个人信息与隐私,在大数据时代,一旦不当公开,势必会给其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面对这一张力,传统的权利位阶理论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举张公众知情权地位至高、行政处罚决定应以公开为原则,与《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持的审慎立场背离;而采更为全面的比例原则,根据个案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判定应公开的方式,在诸多公开方式中选取对违法相对人侵害最小的一种,确保公开方式与公开目的均衡,有助于平衡上述张力。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理解与适用

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增设“信息公开”内容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化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依法公开”的规范依据、公开的内容以及公开的程序。其中“依法公开”的理解应当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整体法规范体系为依据。这就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作出公开决定时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8条“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范围限制,并遵循现有法律规范对公开的方式和内容的限制。

论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现有理论解读过度美化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背后动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并不单单是行政机关“自我监督”的向善举措,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公民监督依法行政的一种“权利”。这一“权利”是无法交给行政相对人的,相对人也不可能行使任何选择权限。实际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更多的是一项规制工具,是作为“权力”赋予行政机关的,是由互联网兴起的时代背景和行政组织法的内生突破共同助长的。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需要和其他制裁行为一样获得规范化。我们应努力从“权利”视角转换至“权力”视角,改变现有监督依法行政的目的认识,充分运用行政法基本原理,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设置全方位控权机制。与此同时,“权力”视角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工作,也应做根本性调整,如“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限缩解释、公开无需匿名等等。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问题检视与回应

我国多个省市及政府部门制定了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法律文件,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运行提供法律依据。通过实践情况发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难以把握,公开行为可能存在侵犯被处罚人隐私权益、加重对被处罚人的制裁等现实问题。行政处罚决定应遵循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作为限制公开的条件,理解的关键在于违法行为是否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涉及公共利益,以行政处罚的种类为标准,对于仅受到警告或者较低数额罚款的处罚决定不予公开,其他则予以公开。向社会公开时应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好个人及企业信息,才能实现既不侵犯个人隐私,又没有变相加重对被处罚人的制裁,同时还能起到监督行政执法的多重作用。

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宪法约束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仅具有规范执法活动和建设透明政府的内在逻辑,而且其制度目的包括满足公众监督权和知情权,但由于公开的方式、内容不同,此种信息公开隐含了侵犯行政相对人隐私权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条,作为隐私权的宪法依据,共同搭建了这一权利的规范基础。隐私权作为一项事关个人生存、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个人发展、保护个人精神追求的基本权利,不应当被随意减损。以对一起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公开为例,从合法性和合宪性角度对该公开行为进行考察:合法性要求公开主体、程序、内容等方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合宪性更要求公开行为要符合比例原则,符合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具备合理性。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合法性存在瑕疵,并且在必要性和均衡性方面值得商榷,不能给予合宪性认同。

从积极到审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检视与革新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能满足社会公众对行政权力监督以及风险社会下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但实践中,处罚决定的积极公开存在异化为声誉制裁工具以及与个人隐私权相龃龉等问题,《行政处罚法》三易其稿,体现出处罚决定公开从积极到审慎的态度转变。行政处罚决定审慎公开因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体现比例原则的准确适用以及降低异化为声誉制裁风险的功能成为处罚决定公开的必然选择。该法中“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逻辑当为处罚决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而应当公开,其中“社会影响”的内涵为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关注,“一定”的程度考量当为“社会影响”的正向效益与个体利益减损之间的价值衡量。因此,将“社会影响”与“一定”结合是构建行政处罚决定审慎公开的具体运用模式。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为分析对象

从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开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来看,存在着公开实践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完全相符合、公开形式不一致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出现的一项关键原因是公开的责任主体即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没有清醒、足够的认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在坚持公益和私益各自最优化的原则基础上,采取如下三项措施:一是只能公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不宜采取全部公开的策略;二是在公开形式上,应采取全文公开形式,不宜摘要式公开;三是应对涉及个人隐私等因公开容易受到伤害的合法权益信息作出技术性处理。此外,可以从行政处罚所涉领域或事项以及适用程序等方面对“一定社会影响”标准作一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设计。

行政处罚决定相对公开原则引入成本收益分析的价值及其限度

《行政处罚法》第48条正式确立了行政处罚决定相对公开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作用,同时附带社会风险警示和预防违法行为发生的功能。“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限制前缀留存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基于实用主义和技术理性的考量,需要引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用以克服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裁量滥用,以及补足传统比例原则的主观与空洞。但是,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实现利益均衡亦是有其限度的,无法实现成本收益的完全量化、难以确保数学计算的价值理性,应当嵌入“意见交换”“损益补偿”等程序性结构,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公开、平等、理性的商谈沟通平台,方可兼顾行政处罚决定相对公开原则适用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的裁量权及其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规范行使处罚权,另一方面在社会公众风险警示和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价值。行政机关依法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本质上属于公开政府信息而非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公开不应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二次处罚”。在明确行政决定公开制度的性质与功能的基础上,应当保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公开中和公开后的行政裁量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行政机关应当嵌入提前告知程序和专家咨询程序,并对行政处罚是否“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进行事前审查评估。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民商有别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建构分级公开机制,界定不同类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内容的范围和起算时间点。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设置内外并行的监督机制、确立决定公开持续时间和有效的纠错机制,保障该制度“售后服务”的有效开展。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完善对策研究

行政处罚法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有助于发挥对行政相对人的教育作用和对社会公众的警示作用。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存在着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尚不明确;公开机制有关规定尚不完善以及错误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不畅通等问题。笔者提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针对的客体的分类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从公开内容的限度、时限和程序方面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有关规定进行完善、畅通错误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等完善对策。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与方式的研究——文献综述

随着《行政处罚法》48条新增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相关规定,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成为了立法尚未详细明确,而又在学界引起讨论的问题。就范围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应当摒弃实际操作中“以公开为原则”的做法,厘清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范围,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就方式而言,信息分类制度以及避免声誉处罚的正当公开渠道成为学者们的共识。鉴于学界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不利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尚需从其法律性质着手去研究合理的公开范围及方式。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研究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该条规定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依据,它不仅能监督行政机关有效行使公权力,还能敦促违法相对人切实履行处罚。然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实施在实践中仍有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做到完善公开制度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中的平衡点,造成个人信息过度公开、权益保护功能异化、法律支撑不足的困境。本文从制度设计目的出发,探索适用比例原则、类别化分析公开标准、完善相关配套机制等路径,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矛盾和冲突,既发挥处罚公开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维护被公开者的个人信息权益,促进制度完善,实现良法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