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挑战与回应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所增加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改革成果的吸收,体现了行政处罚全过程公开的要求。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负面评价,其公开将对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产生不利影响。但在信息化时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强化惩戒效果和教育社会公众的重要手段,亦是实现公共预警、进行风险提示的有效举措。立足既有规范依据,对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判定应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例外的判定还应结合过罚相当原则和比例原则,细化公共利益保护、当事人同意、惩戒效果强化之理由,同时禁止侮辱性公开,以明确隐私保护的界限。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制度分流与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法律实践中的多场景应用,虽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制度效能,但也衍生了公开泛化和规范路径选择困难问题。由于不同应用场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均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且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行政活动,遵循不同的运行机理,因而也就不能简单地通过功能统合或者目的取舍实现其部分的规范化,而是应当通过制度分流推进其全面的规范化。因此,需要厘清不同应用场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不同制度属性,并根据不同属性行政活动的运行机理,确定其各自的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解释与建构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限定了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公开,其立法目的在于监督执法和风险预警,但伴随着行政机关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功能逐渐异化为“羞辱式”制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功能的变化导致制度本身应当被反思,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概念认定却未在法律规范中予以明确。然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认定应结合区分处罚对象社会身份的主体标准,违法行为侵害范围的领域标准和社会影响存在形态的状态标准等多项指标综合判断。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载体应以互联网公开为主,以纸质公开为辅,并限制网络平台的复制、转载、截图、评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应对自然人和企业分别采取隐名公开和显名公开的方式,均对敏感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期限还应围绕不同情形、对象、特点设置差异化期限。

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条件的规范性解释与适用路径

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条件,对行政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最大限度减少对被处罚人的不利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由绝对公开走向相对公开基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的变化,也是知情权与隐私权辩证关系认识的演化,同时也因为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开标准与适用路径,在综合考虑事件社会关注度、公众利益受损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应采取分类处理、梯度公开的策略,并建立健全评估机制,以确保公开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论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现有理论解读过度美化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背后动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并不单单是行政机关“自我监督”的向善举措,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公民监督依法行政的一种“权利”。这一“权利”是无法交给行政相对人的,相对人也不可能行使任何选择权限。实际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更多的是一项规制工具,是作为“权力”赋予行政机关的,是由互联网兴起的时代背景和行政组织法的内生突破共同助长的。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需要和其他制裁行为一样获得规范化。我们应努力从“权利”视角转换至“权力”视角,改变现有监督依法行政的目的认识,充分运用行政法基本原理,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设置全方位控权机制。与此同时,“权力”视角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工作,也应做根本性调整,如“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限缩解释、公开无需匿名等等。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问题检视与回应

我国多个省市及政府部门制定了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法律文件,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运行提供法律依据。通过实践情况发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难以把握,公开行为可能存在侵犯被处罚人隐私权益、加重对被处罚人的制裁等现实问题。行政处罚决定应遵循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作为限制公开的条件,理解的关键在于违法行为是否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涉及公共利益,以行政处罚的种类为标准,对于仅受到警告或者较低数额罚款的处罚决定不予公开,其他则予以公开。向社会公开时应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好个人及企业信息,才能实现既不侵犯个人隐私,又没有变相加重对被处罚人的制裁,同时还能起到监督行政执法的多重作用。

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宪法约束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仅具有规范执法活动和建设透明政府的内在逻辑,而且其制度目的包括满足公众监督权和知情权,但由于公开的方式、内容不同,此种信息公开隐含了侵犯行政相对人隐私权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条,作为隐私权的宪法依据,共同搭建了这一权利的规范基础。隐私权作为一项事关个人生存、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个人发展、保护个人精神追求的基本权利,不应当被随意减损。以对一起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公开为例,从合法性和合宪性角度对该公开行为进行考察:合法性要求公开主体、程序、内容等方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合宪性更要求公开行为要符合比例原则,符合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具备合理性。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合法性存在瑕疵,并且在必要性和均衡性方面值得商榷,不能给予合宪性认同。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为分析对象

从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开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来看,存在着公开实践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完全相符合、公开形式不一致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出现的一项关键原因是公开的责任主体即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没有清醒、足够的认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在坚持公益和私益各自最优化的原则基础上,采取如下三项措施:一是只能公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不宜采取全部公开的策略;二是在公开形式上,应采取全文公开形式,不宜摘要式公开;三是应对涉及个人隐私等因公开容易受到伤害的合法权益信息作出技术性处理。此外,可以从行政处罚所涉领域或事项以及适用程序等方面对“一定社会影响”标准作一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设计。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的裁量权及其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规范行使处罚权,另一方面在社会公众风险警示和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价值。行政机关依法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本质上属于公开政府信息而非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公开不应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二次处罚”。在明确行政决定公开制度的性质与功能的基础上,应当保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公开中和公开后的行政裁量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行政机关应当嵌入提前告知程序和专家咨询程序,并对行政处罚是否“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进行事前审查评估。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民商有别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建构分级公开机制,界定不同类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内容的范围和起算时间点。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设置内外并行的监督机制、确立决定公开持续时间和有效的纠错机制,保障该制度“售后服务”的有效开展。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完善对策研究

行政处罚法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有助于发挥对行政相对人的教育作用和对社会公众的警示作用。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存在着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尚不明确;公开机制有关规定尚不完善以及错误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不畅通等问题。笔者提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针对的客体的分类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从公开内容的限度、时限和程序方面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有关规定进行完善、畅通错误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等完善对策。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研究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该条规定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依据,它不仅能监督行政机关有效行使公权力,还能敦促违法相对人切实履行处罚。然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实施在实践中仍有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做到完善公开制度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中的平衡点,造成个人信息过度公开、权益保护功能异化、法律支撑不足的困境。本文从制度设计目的出发,探索适用比例原则、类别化分析公开标准、完善相关配套机制等路径,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矛盾和冲突,既发挥处罚公开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维护被公开者的个人信息权益,促进制度完善,实现良法善治。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现实问题研究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提供形式合法性的同时,对其公开范围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出于行政主体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理解存在偏差、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实践中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仍存在着地区标准有所差异、容易侵犯个人隐私、面临功能异化的风险等诸多现实问题。建议明确制度功能,引入行为标准,进一步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明确比例原则、区分处理原则的适用,从而更好地规范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活动,实现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与方式的研究——文献综述

随着《行政处罚法》48条新增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相关规定,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成为了立法尚未详细明确,而又在学界引起讨论的问题。就范围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应当摒弃实际操作中“以公开为原则”的做法,厘清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范围,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就方式而言,信息分类制度以及避免声誉处罚的正当公开渠道成为学者们的共识。鉴于学界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不利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尚需从其法律性质着手去研究合理的公开范围及方式。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认定

新《行政处罚法》第48条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予以限制,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选择性公开而非全部公开,其公开是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为限。但何谓“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并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标准,使得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认定存在着被处罚者隐私权与社会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履行法定职责与保护个人信息之间的冲突。为了有效防止行政处罚决定的不当公开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从主体认定标准、行为类型标准以及公共利益权衡标准三个维度,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有效认定。

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现实问题及规范途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具有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置疑。本次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仍未对该方面的事项进行细致规定,由于现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行政处罚威慑效果不理想、公开内容不统一、范围不明确、程序不完善、侵犯公民隐私权、与通报批评制度混乱等问题,影响了其功能的正常发挥。为保障该制度有效运行,有必要从立法、执法、权利救济等方面进行法律规制,进一步细致化规定。从立法层面明确公开的主体、范围、程序、内容、方式,确保有法可依;从执法层面提高相关人员的素养,落实责任、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保证严格执法;同时探索多元化救济途径,以补救可能被侵害的权利,确保该制度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立法目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性质界定与路径探索

为打的造阳光政府,实现公正文明执法,顺应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的发展,新修《行政处罚法》规定应依法予以公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但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其内涵和外延、法律定位等问题目前尚不存在统一且精准的界定,学术界也没有给出精确回应,从而导致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缺失法律依据、程序机制以及救济渠道等问题。本文拟通过界定性质、厘清边界的方式,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路径进行挖掘和探索,以实现行政救济的价值和目标。

信息时代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研究

从信息传播的特点发生变化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必然要区别于一般政府信息公开,因此《行政处罚法》在修改时规定了行政处罚决定“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的公开方式。但是,行政机关适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时判断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标准的模糊、公开时的权益冲突、公开后的救济机制不完善等等问题尚无解决措施。基于此,应当从公开行为入手进行法律规制,对公开的标准作进一步细化处理,解释公开标准,平衡权益冲突,同时健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的事后监察救济措施,保证行政处罚决定制度适应信息时代传播的变化,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

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判定规则

因原则性条款与特殊性条款规则冲突、不确定法律概念识别困难以及规范功能与实际功能匹配矛盾,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执法层面适用的准确性存疑。立足现有规范体系,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具有监督、警告、制裁等多重目的,而行政处罚决定又涉及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否公开就需要对不同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衡量。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能简单适用政府信息公开之规定,而是应先根据公开之目的择准利益偏向,判断分属应当公开或应当不公开之类型后,再对公开与豁免公开之理由进行辨别。“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作为应当不公开类型的豁免理由,需要结合行为标准、主体标准、时间标准进行解释,以此构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理性判定规则。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问题及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食品、环境领域已经有了初步的探索,但法律规定比较分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这一规定既保证了公民的知情权,又发挥了行政机关对社会公民的教育引导作用。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一刀切”的公开模式,还存在着公开不规范、公开后的救济途径少、救济难的情况。因此,本文从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界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平台、公开期限以及救济途径方面提出完善路径,以期使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所导致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得到有效缓解。

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边界研究——以“比例原则”为分析视角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的规定,餍足了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信息的知情权,然,行政处罚决定涵盖的否定性评价关涉违法相对人的个人信息与隐私,在大数据时代,一旦不当公开,势必会给其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面对这一张力,传统的权利位阶理论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举张公众知情权地位至高、行政处罚决定应以公开为原则,与《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持的审慎立场背离;而采更为全面的比例原则,根据个案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判定应公开的方式,在诸多公开方式中选取对违法相对人侵害最小的一种,确保公开方式与公开目的均衡,有助于平衡上述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