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日及处置损益的确认探讨

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事项中,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日的判断非常重要,企业会计准则对其无相关的具体规定,上市公司一般参考《企业会计准则》中对“购买日”的判断标准进行确认,或者按照相关问题解答进行确认。但无论处置日如何确认,如果交易价格锁定,对合并报表的最终结果无影响,仅仅影响了合并利润表的数据结构。文章以某上市公司股权处置为案例,详细论证了被处置公司的损益和母公司的股权处置损益之间的关系。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美国影响

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结束中日战争状态,实施对日处置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当时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遵循美国意志;具体实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而逐渐由减缓到停止;最后在法律上放弃对日处置的一切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给中日战争终结处理造成严重恶果,应负历史责任。

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在对日处置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

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在对日处置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在对日处置权与对日处置原则两个方面。中共一直坚持以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的精神来参与对日处置，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以维护远东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国民党一开始就独揽了中国的对日处置权。其对日处置的原则立场始终受到国民党的局部利益、美蒋关系。美日关系的制约，并最终放弃了对日处置的一切原则，从而导致了战后中国在对日处置中的失败。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对处置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点的探讨

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的形式针对处置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点的问题进行展开探讨,当月处置固定资产应在处置日计提折旧之后进行清理核算,而月末则计提除当月处置固定资产以外的其它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旨在解决固定资产处置与折旧计提有时间间隔所造成的误差问题。

中日战争终结处理与美国亚洲政策转变

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结束中日战争状态 ,实施对日处置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当时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遵循美国意志 ;具体实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而逐渐由减缓到停止 ;最后在法律上放弃对日处置的一切权利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给中日战争终结处理造成严重恶果 ,应负历史责任。

处置子公司丧失控制权的会计处理

文章以案例的形式,分析了企业处置子公司丧失控制权从购买日至剩余股权处置日全过程个别报表及合并报表两个层面不同的会计处理。重点阐述了引进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的确定,丧失控制权时处置日及剩余股权公允价值的确定,合并报表剩余股权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否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他综合收益结转损益还是权益,其他权益变动能否结转当期损益,与被处置子公司相关的内部未实现利润如何结转损益,终止经营损益的列报等问题,以期为实务界提供参考。

谈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派遣占领军问题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派遣占领军问题是在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日政策影响下提出的，由于当时国内复杂的形势和蒋介石忙于打内战，使它未果而终，这一结果不利于中国战后对日处置构想的实现．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抗战胜利的喜悦与对日处置的纠结——由蒋介石日记观其战后对日处置的双面性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对日处置,具有双面性的特质。一方面,对于中国历经多年艰苦抗战而获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对于中国终于摆脱了近代以来日本所给予的无所不在的侵略压迫,无论是作为国家领袖,还是作为亲历其事的中国人之一分子,蒋介石都有理由感到莫大的喜悦与欢欣。另一方面,对于战后中国的走向和未来,蒋介石又思虑国民党的处境,担忧中共的崛起,他需要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国共对垒。因此,获得投降日军的合作,顺利接收日军占据的广大地盘、军械与资源,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又是必须的,甚而在某个特定时间段中是头等重要的。因此,蒋介石提出对日"以德报怨"及其在现实中的种种作为,除去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等等因素之外,现实考量仍然居于重要的地位,也不无私心自用之举。这样的双面性特质是与当时中国的政治与全盘情势发展密切相关的。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