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年司法处遇个别化原则——基于相关国际准则的分析

少年司法处遇个别化原则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它是指根据涉案少年的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规定和适用相应的处置措施和待遇,以保护他们的权益。少年司法处遇个别化原则不仅是少年司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其根本性的原则。

处遇个别化及其实现方式研究

在我国，对于罪犯的处遇及其处遇个别化的评价，起步晚、发展慢，近年来，随着国家监狱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部分省市监狱已将罪犯改造质量评估工作与罪犯分类处遇有机结合并取得显著成效。但罪犯处遇个别化的实现仍应以我国国情、狱情、犯情为基础，坚持法治、有限、公平和效益原则，制定科学的处遇方案，给予其人道主义的个别化处遇，为罪犯通过个别化处遇并使其再社会化提供可能。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论行刑个别化在我国的完善

刑罚个别化理论以罪犯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主张个别预防,强调刑罚执行方法、方式多元化。刑罚个别化包括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是刑罚目的之于行刑的个别化要求,是教育刑理念确立的成果,其具有教育功能、感化功能,与"刑罚经济"相呼应,也是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产生各种弊端的对策之一,因此,应结合我国国情对个别化处遇、个别化教育制度进行完善。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贯彻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确定的保护儿童权利的纲领性条款,在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表述予以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从福利司法的视角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念和要求嵌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需要明确未成年人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全面梳理、审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精髓与要求,正确评估、动态把握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趋势,在兼顾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个别化处遇的方式,完善分流转处措施,通过个性化的矫治教育实现涉案未成年人社会化回归这一最大利益。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的反思与重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之规定

认罪认罚具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对已查证的犯罪行为予以认可并对此表示负责与悔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的规定,无论法定代理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导致了理论上的矛盾和实践中的操作困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制度与法定代理制度产生冲突,其冲突本质即是国家亲权与自然亲权的博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重构。重构的方向在于以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的方式,通过第三方机构中立客观的评估,对涉罪未成年人实现个别化处遇。

实现女监特色的罪犯分级处遇制度之探索

现行的罪犯分级处遇制度没有考虑到女犯监狱的实际情况及女性罪犯的特点，应建立有利于科学管理与矫正女犯、体现女监特色的罪犯分级处遇制度。女犯监狱可采取“二级”“三次”分类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更有效更适合女性罪犯的特色处遇制度。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适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已有立法和实践经验,但对于该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理论研究薄弱、实践做法混乱。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刑事法的重要制度,司法适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的一般性价值和个别化处遇、矫正的特殊性价值。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刑事证据的属性,这是司法适用的前提。结合现有社会调查实践模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全面地构建社会调查报告的评价、运用体系,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矫正各阶段的适用。

少年司法路径之选择与展望——以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为借镜

从少年事件处理单独立法、设置独立的少年法院,到设计出整套的少年处遇措施体系,再到发展出具有福利化色彩的少年司法制度,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在少年法制建设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我国应以新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的设立为契机,检视过去少年法制发展的缺失,借鉴台湾地区优秀经验,逐步探索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