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边司誊录》中的清代上海社会与海上贸易——基于史料整理为主的考察

从李氏朝鲜的《备边司誊录》中寻找有关古代上海地区参与东亚海上贸易和其他贸易活动的信息资料,发现上海地区的船商、水手曾是积极的海上商业力量。史料记录了几条贸易路线上的活动信息,一是上海长江口直发日本长崎,二是北洋航线上的贸易活动,三是南洋北洋之间的航线。从《备边司誊录》的官民问答中可以看出不同航行的路程信息。李氏朝鲜备边司对漂流遇难者会给予经济形式的抚恤,构成特殊的贸易形式。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朝鲜《备边司誊录》中清代泉州商民海上活动初探

朝鲜王朝《备边司誊录》是了解清代泉州商民海上活动的重要史料,总计记载有1686-1830年间的十八艘涉泉漂流商船,绝大多数从福建始发,在时间上以19世纪30年代最为频密。漂流人中,籍贯同安的人数最多,反映出同安县人在海上的活跃。从漂流人身份来看,福建商船船户、船主、货主分工的现象并不普遍。在经营方面,福建始发商船在早期曾从事日本长崎贸易,但自1715年后贸易线路发生变化,全部漂流船均前往中国北方港口贸易。除海关设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外,闽海关出港的海船以海关票、县票为两种基本票证,其管理制度与北方港口的海船管理有很大不同。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的中国明清海商选校(第四部分)

作者校勘标点说明: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属于海外记录的珍贵汉文文献资料,为朝鲜李朝的官方档案,时间起自朝鲜李朝光海君八年(1616),下至高宗二十九年(1892),现存273册,记载有276年的历史(其中缺载54年记录)。备边司最初是朝鲜李朝处理女真与日本对朝鲜王朝的侵扰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后为朝鲜王朝国政诸般事务的最高决议机构,议处事项相当广泛,一般界定范围为朝鲜内政、中朝关系及朝日关系。

《备边司誊录》中的山东海商与海船

朝鲜李朝的《备边司誊录》是海上丝绸之路史料中一部重要的域外汉文文献,记载了40艘遭遇风暴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海船的资料,其中11艘清朝的山东海船等未见于国内记载。本文对这11艘清朝山东海船的乘员结构、贸易货物、单船资本、乘客运费、商船运费、海船船具等进行了探析。

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宁波海商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为官方实录，文中记载了两艘宁波商船孙合兴商船、“顺茂号”商船的海洋贸易史料。宁波商船的船主跟船交易,商船中选用经验丰富年长人员担任舵工（船长），父子兄弟有时同为船员。往北方输送茶叶、酒。运回红枣、粉条等物产。同时，宁波海商、船员还搭乘福船，赴日本从事海外贸易。此外，文中还对宁波商船的货物价值、船员信仰佛教以及商船失事后焚烧船材取出铁钉带回等进行探析。

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广东船

本文采用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的史料,对清朝广船许必济船与广东商人李光等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清朝广船船员年龄多在20—30多岁之间,呈现出年轻化的态势。广船从北方贩卖黄豆、人参至广东贸易,船上搭载外国客商、女眷、孩子,外国客商的人数甚至超过船员人数,广船上船员还有饲养狗、猫等动物的习俗。另外,广东商人李光等搭船贸易,船载主要货物为棉花。相关朝鲜史料为囯内首次介绍,为珍贵的清朝广船的海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