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复仇书写论略

复仇是新文学的一大母题。近现代中国贫弱和耻辱的灰色境遇激发了以家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悲壮和忧愤的民族自觉,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铸剑》的重心和巧妙在于复仇过程和复仇方式上的设计,"后复仇"情节成了复仇之上的复仇。巴金是在复仇的沉思中完成了思想和启蒙的另一种文学选择。汪曾祺复仇者为父报仇的永恒模式成了心灵扭曲和罪恶的象征。曹禺借复仇书写生命的原始强力,同时也写了人的现代困境。茅盾《参孙的复仇》的意义是多重的,除复仇的多向外,还有对女性和自己的复仇。近现代中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集体记忆使得复仇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便捷途径。

人性迷失的荒野——论苏童《米》中的复仇书写

作为先锋派的标志性人物,苏童对复仇题材表现出一定的偏爱,对人性恶的挖掘也令人望尘莫及。其长篇小说《米》以大鸿米店为中心场所,以"米"为主要意象,塑造了以五龙为代表的一系列复仇者。这些复仇者们从被复仇的欲望所裹挟,到依次采取复仇行动,最终善性被消耗而恶性得到显露。苏童在小说中着力剖析人性的异化,披露人性迷失的荒野,其目的不仅在于探究人性的多面,更意在通过恶性呼唤善性,引出人性美好的一面。

《三国演义》复仇书写论析

《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关于复仇的书写,有血亲复仇、非血亲复仇、其他复仇等不同类型。它们既是小说情节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具有不容忽视的文本作用。文章探析不同类型的复仇书写及其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及调节故事节奏等方面的文本功能。

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新编书写--李渝《贤明时代》与鲁迅《故事新编》对读

《贤明时代》与《故事新编》是李渝与鲁迅横跨80年的文学对话。从启蒙现代性话语的"文的自觉",到由现代主义渡引而出的抒情传统古典回望,鲁迅与李渝展现了不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历史新编书写方式介入现实、介入文学的思考。在主题相近的复仇叙事中,二者在浪漫主义美学观照下呈现了独异个体与庸众、自我与镜像的对照。鲁迅是李渝文学上的先导,二人的历史新编书写在不同的叙事策略与话语机制中,蕴含了相通的无实利审美伦理和现实主义社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