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诬陷仇人与佛经故事——外来影响与中国文学主题复仇方式描写的变化

对待"投毒"、"诬陷"这类复仇方式,经历了由佛经误读、容受到认同的观念演进过程,表现出华夏中土传统伦理性支配力逐渐弱化,对于功利性复仇目标实现的关注渐趋强化。外域宗教文献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介入,对于中国伦理型的主流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具体的文学母题虽然细小,也可明显看出这一影响的轨迹。市民理想风习,将儒家庄严复仇制度规定下的伦理规约世俗化、诙谐化了。这也是文化传播濡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规律。

论元杂剧的复仇精神

中国古代,允许无辜被害者的家属向加害者寻仇的法律制度,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仍然被写进法律文本。它是元杂剧复仇精神的源头。元杂剧体现了传统文化背景下顽强的复仇理念。在复仇遇到阻碍时。

《石点头》申屠娘子复仇形象母题的中印文学来源

《石点头》中申屠娘子为夫报仇,复仇动机体现了传统女性贞节观,故事叙述强调了女性冒死反抗、鱼死网破的反暴复仇意识,具有鲜明的福建家族制度、血缘观念强烈的地方色彩。同时,这一"假扮新娘在洞房中严惩仇人"母题,来源于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还经由了小说《西游记》、《水浒传》和唐宋代民间传闻等为中介,是一个古远、富有幽默意趣的复仇叙事模式的新变种。

《聊斋志异》复仇主题浅论

蒲松龄是一位对黑暗社会中的苦难百姓怀有深切同情的伟大作家。他痛恨官场黑暗、吏治腐败、恶人横行,痛恨黑暗势力给劳动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他在《聊斋志异》中不仅表现了封建官吏对人民的欺凌、压榨、残害,更着力表现了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抗争、惩治、复仇。在很多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复仇意识。在他描写的所有领域,都表现了抗争复仇内容。在公案诉讼题材作品中,在爱情题材作品中,在科举题材作品中,都塑造出了众多的复仇者形象,这些作品构成了一部奇特的复仇大观。

《铸剑》:鲁迅“复仇”样式的集合

"复仇"是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而鲁迅对"复仇"的创作也丰富多样。在鲁迅的小说里,"复仇"主要有三种方式:对统治者的复仇;对自我的复仇;对"看客"的复仇。这三种方式又创造性地集中在《铸剑》这一个篇目里。因此,文章就以《铸剑》为样本,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鲁迅的"复仇"方式。

谈鲁迅小说对“看客”的态度

鲁迅从来不以"爱国者"或"救世主"的形象自居,他从来不说什么"拯救国民"或"拯救看客"之类的话,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复仇"。但作为后来者,不能简单地理解鲁迅的"复仇"方式,它不是心胸狭隘,不是睚眦必报,而是以激烈的方式去刺激那些看客早已麻木的肉体与灵魂,让看客无戏可看,无处躲藏,无法熟睡。这是鲁迅以非常的方式去"爱国",去"救世",其"复仇"的方式,就是他"疗救"国民的方式,正所谓大恨之中必有大爱。

浅析《苍蝇》与《哈姆雷特》中的相似点

萨特的悲剧《苍蝇》的问世晚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达三百多年之多,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两部作品中,故事的主人公俄瑞斯忒斯与哈姆莱特却有着诸多方面的惊人相似。作者在本文中通过对两人的复仇方式、思想特征及结局的表述来揭示其中的奥秘。

《金瓶梅》毒书说、诬陷仇人与佛经故事

有关《金瓶梅》毒书复仇说的产生并非偶然。在对待“投毒”这一复仇方式由误读、接受到容受、认同的观念演进过程中 ,表现出华夏中土伦理性支配力的逐渐弱化 ,对于功利性———复仇目标实现的关注渐趋强化。毒药复仇与诬陷复仇 ,这一复仇方式与复仇者本身的某种质性及其相关的文化观念是相符的。《金瓶梅》的接受以及相关续书的生成流传过程中 ,陆续变化增殖的复仇观念介入其中 ,不仅为小说结撰情节发挥作用 ,也通过相关描写为古代复仇文化观念及其在叙事文学中的丰富表现 。

《原野》创作方法论

一般认为,文学艺术史上从来就存在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如果仅仅以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这两种眼光来评价,划分现代文艺中的作品及其优劣,那就实在难免"贴标签"之嫌,甚至搞出以秤售布或以尺卖粮的谬误来。尤其一些现代文艺大师的作品,情形往往更为复杂。曹禺便是这样一位艺术大师。

论我国罚金刑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历史跨过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相应就有不同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变更与发展必然引起政治法律制度相应的变化，引起...

读者反应论视域下的《呼啸山庄》

《呼啸山庄》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给后世留下的唯一一部小说,它主要是一部爱情与复仇的小说:爱情与复仇二者紧密相关,爱之深,痛之切,复仇的疯狂正是爱之深的体现。

爱恨悲歌中的希克历与仇虎——《呼啸山庄》与《原野》比较

《呼啸山庄》(以下简称《呼》)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它以故事的曲折跌宕、阴森怪异而别具一格。《原野》是中国剧作家曹禺的力作,以其悲壮苍凉、寓意丰富而独树一帜。这两部作品虽出自不同国籍的两位作家之手,然而他们共有的爱恨交织的主题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使这两部名著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法治才是瓦解村霸的最好利器

以侯落鸭村为例，矛盾无法调和，村民只能采取最原始也最激烈的复仇方式。这就应了学者苏力的一种判断，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或者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正式法治相违背的“法律”实践。乡村治理是个难题，并无捷径可走。如果不解决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渠道狭窄的困境，如果乡镇政府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不及时主持公道，如果不捍卫法律公平，让法律成为村民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村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