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复仇观

鲁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复仇观,既受到了局势的深刻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作为希望中国变革的知识分子的鲁迅,在认识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鲁迅性格中爱憎强度的变化在各个复仇观中所展现的强弱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传统复仇观与礼法之争

复仇既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观念。复仇观念的演变与文明进程相一致,但存在国家民族间文化心理建构的差异。中国传统的孝义复仇始终在礼法之争的周旋中摇摆,国家在严禁私人复仇的同时,却对“孝义”复仇网开一面,鲜明地反映出礼法之争的实质和礼的主导,推动形成了一种有利于维护伦理秩序的复仇观,体现出尊礼卑刑、忠孝治国、家国同构的统治原则。

论儒家经典中的复仇观

在中国，复仇有着支撑它的道德体系，即所谓的“节”、“义”、“孝”、“友”等价值观。儒家的伦理纲常要求子尽孝道、臣尽忠道，因此儒家典籍中的复仇文字屡见不鲜。但这些并非无条件的倡导复仇，而是有张力不同的复仇主张。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张力·超越·规范:汉代儒家复仇观的特质与正义性问题

汉代儒家的复仇观具有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其既与“孝”亲和又与“仁”相悖。汉儒通过经典诠释的方式从张力中发明新义,阐发了复仇观的理论特质。一方面,从与“孝”的亲和中,汉儒阐发了复仇观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超越特质;另一方面,从与“仁”的冲突中,汉儒阐发了复仇观在情感与礼法上的规范特质。这两种理论特质虽然泾渭分明却又圆融贯通,共同彰显了儒家对自然情感的关怀以及对制度法规的尊重。同时,汉代儒家复仇观还将自然正义与制度正义相统一,是儒家正义观的重要内容。

从《赵氏孤儿》看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解析

电影作为最易于人接受的媒介之一,如何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呢？电影《赵氏孤儿》将元杂剧中＂命贱名贵的忠义观＂＂人伦至上的仁爱观＂＂斩草除根的复仇观＂挖掘出来,用现代人的眼光、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形式以更人性化、更易于人接受的方式解读,使其具有人世间生活的痕迹,拉近了观众与传统价值观的距离,这样更能带给观众心灵上的冲击;同时展示了悲剧发生的悲哀和悲剧本身的价值,让人们从侧面得到启发和教育。

浅谈《史记》复仇故事与侠义文学

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发展,复仇故事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积淀,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后世文学作品中关于复仇的故事,都有《史记》中复仇故事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记》对后世侠义文学起到了开宗立派的作用,对以侠义精神为内容的诗歌、小说、戏曲、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对《左传》复仇故事的再书写——以伍子胥复仇故事为例

伍子胥为父报仇是中国古代最波澜壮阔的复仇故事,其记载以《左传》和《史记》最具代表性,但《左传》的记载相对精简,偏重记述事件。司马迁在《左传》的基础上,将复仇情节细化,着力突出伍子胥身处窘境矢志不移、忍辱负重,最终成功复仇的烈丈夫品格。司马迁对《左传》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再书写,具有内容合理虚构、情节波澜起伏、基调慷慨悲壮的特点,体现司马迁隐忍待机以复仇、无道之君可复仇、奋发砥砺誓复仇的复仇观。

死刑，制度内的“复仇”--由中国死刑立法引发的道德思辨

死刑制度，既是一个刑法问题，也是一个广为公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我们从道德角度等去面对并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死刑设立和复仇观念的联系出发，在道德层面对死刑立法进行思考，并从立法、司法、宪法三个方面对死刑立法提出建议，从而帮助社会法治发展和完善。

《哈利·波特》中的亲子关系与孝道--人类本性的一种展示：不死还是虽死犹生？

《哈利·波特》情节的原动力来自亲子关系和哈利的孝意识,此书的趣味和吸引力也与之内在相关。尽管哈利与伏地魔有一些不寻常的相似或联系,但他们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源头就在于各自经历亲子关系的方式不同,这导致了他们对待死亡和人生的不同态度。从哈利得知父母死亡的真相开始,他就活在与父母的生命血脉相连的世界之中,他的生存意义就由继承父母遗志和复仇所构成。按照《礼记》和《春秋公羊传》所表述的儒家学说,他是孝子;由于他践行孝道的赤诚、勇决和纯洁,他成就了自己生命中的仁和义。本文论证为什么主要是亲子关系和大复仇的艺术展示赋予了哈利乃至这整套书以活的生命,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哈利是一位孝子的理由。最后通过对哈利和伏地魔的死亡观的现象学-生存论的时间分析,揭示了此书在理解人类本性问题上的哲理含义。

施剑翘案中的公众同情和司法考量

1935年11月13日清晨,三声枪响划破长空,打破了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往日的平静,血泊之中躺着的是前直系军阀首领之一的孙传芳,行刺者施剑翘分发完事先印制好的"告国人书"后,安详镇静地等待着官兵的缉捕。施剑翘因替父报仇刺杀孙传芳一案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同情,天津地方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河北省高等法院二审将十年刑期减为七年,最后,南京最高法院裁定维持七年刑期。终审裁定下达后仅仅两个月,国民政府就发布了政府公告,免去施剑翘七年徒刑。为何施剑翘杀了人却能得到举国上下、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为何国民政府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施剑翘予以司法开恩?这其中不乏情理和法理的考虑和思量。

浅论《聊斋志异》“神判”公案的伦理精神和法律想象

《聊斋志异》'神判'公案小说将离奇荒诞的鬼神故事作为叙事文本模式,用以鬼神为戏的叙事态度,迎合世俗大众猎奇寻异的审美娱乐心态,表现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审美惯性。同时,《聊斋志异》具有广泛传播效力,加上'聊斋神判'的'超自然'威慑力及其'义理决狱'的超现实公正性,因而对中国文学史和法制史的演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文试图从'神判'的叙事模式、司法特征、伦理内涵、法律想象等几个方面出发,浅析《聊斋志异》一书的'神判'文化,从而揭示出中国公案小说的司法情结和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