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春秋公羊传》复仇论浅议

《春秋公羊传》复仇论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强调了复父母之仇与尽君臣之义的联系,将臣子讨伐弑君者与"血亲复仇"相互等同。二是明显地表达了齐人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点,从而凸显《公羊传》"齐学"的本质特色。三提出臣子可以向无道的君主复仇,对比孔、孟、荀的观点,这种复仇奇论与孟子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从“道德·法制”优先性之争合观中日复仇论——以徐元庆复仇案、赤穗浪士复仇案为比较中心

道德、法制及二者孰先孰后的安置是东亚思想界在讨论复仇问题时涉及的焦点。省察围绕这一焦点的复仇论,可以发现:经典与舆论的压力强化了复仇行为的义务属性,并使复仇主体的权利思想凸显薄弱,受重伦理而轻契约的人际关系的主导,复仇主体对法律的理解及运用均不够成熟;道德在与法制角逐中若居于上位,会导致惟道德是尊的倾向,而使公德与私德难以分离,妨碍公德的成长;对申诉式复仇主张的不彻底及对暴力式复仇的同情,在彰显自然正义的同时,也会模糊暴力式复仇的适用条件及施报范围,减缓制度建设的动力。

母爱复仇论——从母爱角度解析《第八日的蝉》

母爱和复仇这两种东西乍一看实在很难扯上关系，一个是被世人们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和无私的爱，而另一个却是和仇恨相联系的报复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爱生十艮的例子并不少见。母爱固然伟大，但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不一定能够使事物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春秋公羊传》的复仇论

《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公羊传》)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解释《春秋》的一部传述,它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它的大一统思想和历史哲学,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为近代革命者拿来作为改良维新的武器,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今人有关《公羊传》大一统和历史哲学的研究著述很多,但《公羊传》丰富的思想内容,并不止于它的大一统思想和历史哲学,强烈的复仇意识,也是《公羊传》的特异之处。

品牌地位定位与复仇叙事设计的匹配效应对品牌态度的影响

探索品牌叙事中品牌地位定位策略如何与故事情节设计共同发挥作用,并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以复仇题材的品牌故事为情境,研究了品牌地位定位(强势者vs.弱势者)与复仇叙事情节的交互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通过一个定性研究和两个实验研究,考察了两种复仇叙事情节设计要素,即品牌在复仇故事中扮演的角色(复仇工具vs.复仇目的)和复仇焦点(为自我复仇vs.为他人复仇),与品牌地位定位策略的匹配关系。研究发现:当品牌采用强势者定位讲述品牌作为复仇工具以及为自我复仇的复仇故事时,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会更好;当品牌采用弱势者定位讲述品牌作为复仇目的以及为他人复仇的复仇故事时,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会更好;复仇满足感和复仇公平感分别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发现了采用不同地位定位策略的品牌如何设计复仇故事才能带来更积极的消费者品牌态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解释了个体对不同品牌地位定位策略和故事情节设计做出反应的心理机制,促进了品牌地位定位策略与品牌叙事研究领域的研究。

近五年华语复仇主题电影的价值观更迭与伦理观探究

回顾近五年的国内院线电影,围绕其题材选取、叙事更新与内核深化等方面的问题仍待电影从业者重提与解决。“复仇”是电影叙述经久不衰的选材主题,作为随着电影产业诞生起即存在的叙事母题,将在新一轮的电影产业复苏之中再一次更新自身的价值观与伦理观。从朴素正义观、法治观念深化和人文情怀思考三重价值观更迭与伦理观的表达立场进行反思,做到与时俱进,焕发出符合时代诉求的叙事生命力。

从《驳复仇议》看柳宗元的理性精神

自古及今,复仇一直是容易引发社会关注和舆论热议的话题,即便在立法完备、法治昌明的当代,民众对于复仇行为正当与否仍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这在2018年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男子张扣扣为母复仇一案中得到集中展现。对此,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民众对张扣扣复仇行为正当与否产生巨大分歧的背后,抛开影响案件的个中细节因素不论,所体现的乃是两千余载深植于中国人内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与国法之间的矛盾冲突。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与国法在复仇问题上真如上述观点所言是非此即彼、无法协调统一的吗?对此,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一文中作出了回答。

敦煌藏文文书IOL Tib J 731中的"血亲复仇"情节分析

IOL Tib J731号敦煌藏文文书是一份非佛教化色彩的苯教丧葬仪轨文献.为确保殡葬仪轨的有效性,在举行葬礼时需要讲述先例故事.在"rta rkyang dbye ba'i rabs la家马与野马分化的历史"的先例故事中,"血亲复仇"情节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是"人马盟誓"的前提,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和起落."血亲复仇"虽然发生在马之间,然故事的创造者则是活生生的人,因而也是吐蕃早期历史的反映."血亲复仇"情节中并列、前后呼应等表现形式的运用,增添了仪轨故事的生动性,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殡葬仪轨作用.IOL Tib J731号仪轨文书中所出现的"血亲复仇"与丧葬仪式中马匹驮载死者去往亡地有关.此外,也可将其置于吐蕃死后世界"不死",相信杀死仇敌或可使亲人重生的背景下理解.

魔鬼·立人·决断:《摩罗诗力说》与作为留日鲁迅思想方法的复仇话语

“复仇”是《摩罗诗力说》建构“摩罗诗群”的话语线索之一。在阐释《该隐》的部分,鲁迅以一段不属于既有材源的原创言说,塑造了一个不同于拜伦笔下的魔鬼形象,其同时复仇上帝并抵抗民众的背驰行为彰显出留日鲁迅思想探索的深度与矛盾。“鲁迅魔鬼”的矛盾背后,蕴含着鲁迅借由“复仇-立人”的思想路径,探索现代主体生成时遭遇的自反性张力。该主体从诞生之始就展现为以现代价值批判自我传统和所在语境的断裂式生成,以及在价值决断的两难中产生的罪感意识。经由《摩罗诗力说》,复仇话语从形象、方法到心理贯穿着彼时的摩罗谱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者群像,成为鲁迅主体思想建构的独特方法。

鲁迅之“女吊”与女吊之“复仇”建构路径探析

《女吊》作为鲁迅遗嘱的衍义,对理解鲁迅晚年思想有着特殊价值。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以田野调查方式考察鲁迅之女吊与绍剧之女吊的区别,进而推断鲁迅之女吊复仇精神实为一种“发明”。这一观点无疑对把握鲁迅思想具有重大意义,鲁迅的“女吊”并非绍兴目连戏中“女吊”的简单复刻。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女吊”形象建构的系统梳理,结合不同时期对女吊“复仇”精神的思考,深入解读鲁迅之女吊形象形成的多方路径,以及不同时期解读“复仇”精神的不同立场,进而指出在《女吊》的书写与解读中,鲁迅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不同时代对以“复仇”精神为代表的“鲁迅资源”的建构同属于一条路径:文化资源的再征用。

媒介隐喻视角下复仇类韩剧研究——以《黑暗荣耀》为例

复仇类“爽剧”在韩国的电视剧市场中呈现百花齐放的现象。热播韩剧《黑暗荣耀》运用了大量的媒介符号,其背后隐喻了深刻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思考,其本质是建构了一种群体压力下的情绪宣泄和自我救赎。本文基于“媒介即隐喻”的理论视角,分析《黑暗荣耀》的隐喻内容及策略,探究当下媒介环境下复仇类韩剧对社会现实的隐喻。

压迫、复仇与救赎:论《呼啸山庄》家宅空间的三重书写

《呼啸山庄》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小说刻画了19世纪英国工业化背景下居住在呼啸山庄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悲剧。本文旨在通过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下的“家宅”空间视角,结合福柯的“权力与身体”、科特的“个人私密空间”等理论,分析作为家宅的呼啸山庄的三次更迭变化,揭示艾米莉传达的反抗压迫、寻求灵魂救赎的人文思想。

再探“复仇”特点:与“大欢喜”结合

鲁迅《野草》中的《复仇》讲述了一对裸体男女在广漠的旷野上与前来赏鉴的路人们对峙,“他们俩”用极其“无聊”的方式展开复仇,最终与路人们一同“干枯”的故事。本文力图从作品多处出现的“生命的大欢喜”出发,理清其不同含义并解释其与“复仇”之线的勾连,探究“同归于尽”的复仇逻辑的产生及延伸,挖掘文本悲与喜交织的激情背后鲁迅个人化的情感与生命哲学,及其与“生命的大欢喜”之间的映照与呼应。

美狄亚与霍小玉复仇形象的文化溯因

美狄亚与霍小玉是中西文学史中两位为情复仇的女性。在面临“被抛弃”的悲惨境遇时,她们均毅然决然走上复仇之路,实现由弱到强、由依附到独立的个性转变。但由于中西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她们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的愤怒的强度不同、表达愤怒的方式不同。在审美营造上,一个走向激烈的崇高,一个则趋于平和的优美。

目的论视角下的电影字幕翻译--以《复仇者联盟》为例

本文以《复仇者联盟》这部影视作品为例,简要概述字幕翻译的特点,从功能派翻译目的论角度归纳总结电影字幕翻译中可采取的有效翻译策略。

浅析跨文化戏曲改编的核心与困难——以越剧《王子复仇记》为例

跨文化戏曲改编从20世纪初期开始,我国便已开启了对它的探索之路,戏曲舞台上也开始慢慢地涌现出大量的以西方经典作品为母本进行改编的戏曲剧作。跨文化戏曲也从一开始的饱受质疑,到现在逐步发展成为戏曲题材的一个重要分支,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但这类作品由于其跨文化的特性,会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造成许多改编上的困难,如中西方精神内涵的转化以及道德伦理上的差别等。本文以越剧《王子复仇记》对于《哈姆雷特》的改编为例,浅析跨文化戏曲改编中的核心困难。

《公羊传》复仇思想辨析

除历代学者所大力阐发的《公羊》“三科九旨”之外,复仇思想作为《公羊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不可忽视。然《公羊传》视《春秋》为“义之大者”,故其所主张的复仇不同于盲目的血亲复仇,背后皆有相应的义理阐发。大体观之,《公羊传》借复仇既可见君臣父子之义,又可明国君一体之理,且不偏执一端,在复仇的具体实践中有经与权的考量。

20世纪前半期历史小说“复仇主题”的表现——《铸剑》《石秀》《伍子胥》新释

复仇作为一个古老的母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意蕴。《铸剑》《石秀》《伍子胥》是20世纪前半期历史小说代表作,均以复仇为主题。与以往历史小说不同,它们在对复仇主题表现方面注入了许多新质:生命的诠释、人性的反思、灵魂的升华等,这些新质的背后折射的是小说家们对历史的深入思考,是置身于一个社会急速变革年代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反思,寄寓了丰盈的生命意识和理想的人格追求。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