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类型与内在逻辑

当代中国儒家传统的复兴展现出从探讨心性哲学到关注政治与社会的思想转向。以"制度形态—目标指向"作为维度,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可类型化为政治实践型、传统教化型、公民宗教型和生活教化型四种理想类型。"制度形态"的差异凸显了对于儒教的制度焦虑与反思,"目标指向"的分野体现出当代儒教实践的不同行动抱负,其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是儒教制度性和分散性的双重特征:大可化入政治制度,兼济天下;小可教化社会公众,独善其身。儒教的建构与表达受到权力关系的形塑,在儒学与儒教的分化与合流之间,深切影响着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衰成败。

上帝回归乎?——儒家上帝观的历史演变及对儒教复兴的启示

中国古代上帝名称有帝、天帝、昊天上帝、皇天、皇天上帝、天皇大帝等,其渊源甚古,殷商已成熟,西周发生了由"帝"而"天",由神而人的重心转移。六经中随处可见上帝,但从春秋时期开始了文化精神的转变,儒家以人文理性为主导。汉代又有宗教复兴的趋势,但董仲舒仍然保持儒家人文理性的基本精神,以伦理道德依归。宋儒更多地讨论"天""道""理""性""命",即使讨论"上帝""鬼神",也多是哲学理性解释,上帝隐遁了。明清之际儒者反思批判宋明理学,面对基督教传入,有重建上帝信仰的意思。明清时期儒学开始了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近代以来国人精神出现信仰危机,儒学复魅、上帝回归的思潮,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儒教复兴的有重要意义。

当代大陆儒教复兴之载体及其效用——历史视野下的反思

儒教问题的争论,是事关文化建设与民族记忆的大问题。无论名称如何,存在一个儒教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舍此无以解读中国历史。自历史言之,儒教传统一方面与政治结构相融合,镶嵌于政治结构中,另一方面镶嵌于以宗族、家庭为代表的宗法制度之中,所以方能延续数千年之久。在价值多元、宗教多元背景下,丧失正统地位及政治扶持的碎片化的儒教该如何应对世俗化、多元化的社会?儒教是否只能以碎片化的状态进入当代?在原有的载体崩解之后,作为弥散型宗教的儒教,需重新寻找"挂搭"之处,或者以他体为体,或者以自体为体。实践中,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1.以儒教自身"被发明的传统"为体;2.以儒教为基础的新兴宗教为体;3.以其他制度宗教为体;4.以儒教为公民宗教。在儒教凭借各种载体复兴之外,以儒教为公民宗教的设想,长远看来,或许是较为可行的方向。

论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困境及传统文化问题——以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的命运为例

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直指政治禁区,要求在现实政治上复兴儒教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为主要特征。由大陆新儒家主导的儿童读经热、建立宗教性儒教组织、儒教网站等,使当代中国呈现出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思潮,但也因此陷入了政治上的专制与民主、文化上的等级与平等、经济发展上的"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之争。同时,因为坚执"儒学(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导致当代中国在传统文化问题上陷入"多元文化论"所造成的模糊文化心态中,以致百余年来始终无法弄清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什么是糟粕,只能在"批判地继承"中陷入民族文化的思维困境。本文以哲学上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概念界定,尝试使当代中国走出儒学(教)与传统文化及现代化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困境,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提供哲学依据。

元好问“以诚为本”说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诚为本”旨在解决创作论中真善美统一的问题。元氏把唐宋以来新儒学对人性自觉精神的高扬纳入诗学中，用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诚”来统一“性情”，使物我合一，天人合一。这种具有伦理哲学意味的诗学是久乱思治社会现实的产物，其最终目的是恢复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