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虞集诗歌宗唐复古之风

虞集诗歌主张"宗唐复古",既是出于乡学及师学的诗学渊源,也是时代更替,革新宋诗的要求,更是虞集自身博采众长,亦此亦彼的个人诗学取向的实践结果;具体体现则在于:一是诸体皆备尤长七律七绝,诗歌风格间学李杜,而时有魏晋隐士风度。二是格律精深,法度严谨,对仗工整,注重炼字炼句,自喻汉廷老吏。

论《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宗唐复古思想

当下文学史著作论述元代文学大多重戏曲轻诗文,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元代文学部分则轻戏曲重诗文,其中仅收录11部曲类文献,诗文类文献则有205种。提要对元代诗文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阐释,也对元代文学思想做了深层次的批评和总结。其中宗唐复古思想是提要用笔较多之处,和文学史著作中相关论述以及序跋、诗话等批评文献中所述观点暗合,有些论述甚至更详细、更具体、更晓畅。《四库全书总目》以传统目录的方式,用高度浓缩的语言和精准的学术判断,再次呈现了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吴澄对宋末元初“宗唐复古”的反思与超越

以戴表元和袁桷为代表的宋末元初时期“宗唐复古”派批驳宋诗的重理、重文的诗学观点,他们认为宋诗丧失了诗之蕴藉,企图回归含蓄蕴藉的盛唐诗风,掀起了宋末元初的复古诗潮。而吴澄反思这一复古潮流,认为复古之诗已落入复制、模拟他人情感之窠臼,忽略了宋诗的变革价值,成为了死板的诗学理论。因此,吴澄回归到理学思想之中,从哲学性情的角度为个人性情找到论说的依据,超越了尊唐复古所带来的局限。

论李蓘《元艺圃集》宗唐复古的选诗倾向

李蓘是明代中后期中州著名诗人,《元艺圃集》是其编纂的元诗选本。李蓘论诗,未出七子门户,其在师从交游、创作实践、文学活动、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均体现出宗唐复古的诗学观念。《元艺圃集》在选诗体裁、风格、内容、入选诗人等方面颇具特色,虽流露出编选者的个人旨趣和审美追求,但在整体上隐含着宗唐复古的选诗倾向。

张以宁论诗论文之道探析

张以宁论诗打上元代"宗唐抑宋"诗学取向的鲜明烙印,严羽诗论与朱子理学对其影响十分深刻。他主张诗"发之情性之真",又认为诗具有音乐性,诗与画的关系密切,诗主情,也要有一定的"理",客观上,从诗与人的心灵、诗与音乐、诗与画、诗与问学的关系等方面阐释了诗的本质问题。关于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认为诗与"世"、诗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密切。诗的创作在于根本,"根本盛且大",关键在于复古,"先古其性情,非徒古其词",具体而言,就是诗宗盛唐,学李、杜为主,也兼学各家,不能生搬硬套,而应融汇众家,自成一家。张以宁的诗美追求可概括为:古、正、醇、厚、雅、趣、悟。张以宁论文,与论诗一样,标举"复古"。复古是其论文的出发点,其落脚点乃在于提振积弱的元代散文品格。其论文要点可归结为:复古、宗经、明道、师韩、重文、修养。

《明昌辞人雅制》与赵秉文的诗学思想

《明昌辞人雅制》是金代重要作家、文学批评家赵秉文编辑的一部大定末和章宗时期的诗作总集,已亡佚。以是其诗学史意义和价值历来为人们所忽略。明昌诗坛流行的清脱、风雅、尖新、浮艳、圆成诸诗体,前两者均为“明昌辞人”所创。他们的创作代表当时诗坛的主流和健康方向,为金诗中后期反思宋诗流弊、倡扬宗唐复古的思潮和南渡后诗风全面转变的先导。《明昌辞人雅制》是赵秉文诗学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赵氏力图反拨当时尖新浮艳诗风的结晶和总结金代前、中期诗师法苏、黄的利弊之产物,标志着赵秉文诗学思想走向成熟和趋于定型。

论戴表元的诗学思想及其在宋元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地位

戴表元是元代初期的著名诗人与诗论家，在宋元文学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诗论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戴表元提倡“宗唐”，力求摆脱宋诗对元诗的笼罩。对于方回的复兴江西诗风，戴表元是大不以为然、予以批驳的。他以“神”为诗的最高境界，并以唐诗为其典范。在诗学理论上，他不是重复前人的说法，而是以一些生动形象的妙喻来表述具有自己独特体验的诗学命题。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延祐“雅正”诗坛与虞集的诗学思想

元中期延祐诗坛上出现的"宗唐复古"、以"雅正"为尚的风气,标志着元诗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反映了中期文人和元政权取得了短暂的合作。但由于文人始终无法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怀抱"旁观者心态",元中期"盛世文学"最终流于表象。作为"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其诗学思想的双面性反映了"盛世文学"下汉族文人心态之纠结、诗学思想之复杂。这种尴尬,也预示着诗坛即将发生的另一种深刻变革。

论赵秉文拟诗中的三重文化身份

赵秉文的拟诗创作在金代诗坛上具有突出的表现。通过选取赵秉文的拟诗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其诗学观念及金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宗唐复古思潮进行分析,发现赵秉文对于模拟对象、风格、题材等方面的选择与其金朝诗人、文坛盟主、士大夫文人的三重文化身份有着密切联系。作为金朝诗人,由于宋金政权的对峙,他选择宗唐而非学宋;作为文坛盟主,他借拟诗标榜何为诗歌"正体";作为士大夫文人,拟诗体现了他的秉性才情。此外,作为金代诗坛宗唐复古潮流的组成部分,赵秉文的拟诗对理解南渡前后金代诗坛文学接受状况具有特殊意义。

元代《草堂雅集》中的乐府诗创作

《草堂雅集》是元代顾瑛主持玉山雅集时,辑录友人诗歌作品而成的元诗总集。《草堂雅集》所存作品中包括大量的乐府诗,体现了元末乐府诗创作的盛况。元末乐府诗的繁荣,一方面,是元人诗歌创作革新,从元初追求经世致用向文学本身回归的反映;另一方面,得益于雅集之风的盛行,玉山雅集形成了具有共同审美倾向的文人群体,促进了古乐府运动的发展。《草堂雅集》中的乐府诗作品,在传统的古乐府、新乐府之外,又增添了新的艺术形式,具有乐府诗、《诗经》《楚辞》等诗体风格相杂糅的特点,展现出元代特有的文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