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海复合型国家发展海权的两难困境——欧洲经验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启示

海权论认为,世界大国持续繁荣与安全的关键在于对海洋的掌控,而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濒海国家发展海权将不得不面对其地缘政治条件的缺陷带来的诸多两难困境。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与海上力量相对不足的不平衡状态,对发展海权的需求增大。中国要发展的海权是基于国家主权与国际海洋法基础上的合法海权,而不是近代西方列强追求的全球性霸权海权。陆海复合型国家面对的同时发展海权与陆权的两难困境,为中国的海权发展带来启示。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夏代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社会,既有夏后氏这样的王邦即王国,也有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所谓"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多层次的政治实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若干邦国,因而夏王直接统治的王邦对于其他众多庶邦而言当然就是"国上之国",而其他众多的属邦由于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这种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而共同构成的夏王朝这样的"大国家结构",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

陆海复合型国家近代海权发展的历史教义——以路易十四治下法国海权兴衰为例

研究近代法国海权兴衰,当能给同具陆海复合型地缘特征、正处在大国崛起进程关键阶段的当代中国提供一些有益历史教义。路易十四治下法国,海权体系一度勃勃发展,海上力量盛极一时,国家权势亦曾雄居欧洲之巅,然而路易十四最终收获的不是更大王朝荣耀、更广的国家疆域和更有保证的国家安全,而是迅速凋零的海权、一个衰落的法国和周围环伺的敌人。考察近代法国此段快速由兴而衰的历史进程及结局,与其泛泛认为是地缘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等"物的因素"或民众的大陆性文化传统而造成,不如说是"人的因素"所致--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政策失当和战略透支,是致使法国海权以及国家权势快速衰落的关键成因。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法国海权兴衰案例提供的历史教义或主要在于:其一,对于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仅凭陆权难以支撑国家崛起,而海权是国家通向更广阔世界以及大国崛起的基本要求。其二,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治国安邦者须有矢志海洋的战略远视,须有陆海统筹的战略思维,须有避免战略透支的风险意识,须有关于海权发展与海权运用的合理的地缘战略顶层设计。

英美文化中含“国家名”的复合词解析

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具有多方面的表现。文章从英美文化中有趣的含"国家名"的复合词入手,着重探讨其中的"嫁祸于人"现象、"视若寇仇"现象和"王婆卖瓜"现象,并揭示其内在的传统因素、历史因素以及观念因素等方面的原因。

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与地缘政治相结合,分析陆海复合型国家从陆权到海权转型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主要由体系结构和单元、次单元要素构成。体系结构涉及地缘格局、地理互动和攻防平衡三部分,它们共同形成国家所面临的包容性/约束性战略环境;单元和次单元层面涵盖战略学说、崛起路径、国内汲取资源和动员能力、国内经济转型四要素,它们分别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认知、决策制定和执行。外部战略环境作为自变量,需要通过国家战略决策层面这一中介变量的过滤,才能对战略转型发挥作用,且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作用大小通常成反比。中国从陆权到海权转型的历史背景、战略环境、崛起路径、战略学说、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等方面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中国最佳的转型路径应是陆主海从、防御性模式,兼顾"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避免陷入大国崛起和战略转型的过度扩张悲剧。

基于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的图书出版数字化流程创新——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为例

梳理中国大陆图书出版数字化现状及需求,分析图书出版数字化建议意义、需求与目标。在介绍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的基础上,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为例,探讨其以复合出版工程系统为支撑,整合原有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图书出版数字化技术体系、出版流程、运行机制的过程及相关问题,分析应用效果,并对今后深化图书出版数字化流程创新进行展望。

论中国海权发展的历史性抉择——陆海复合型国家海权发展经验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使处在和平崛起关键时期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而这一系列挑战体现在国家军事战略层面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中国的海权发展正面临着历史性抉择。近代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发展海权问题上总是会面临着国家战略资源的分配容易分散和陷入陆海两面强国的双向夹击之中的困局。中国目前的海权发展势头良好,但同时陆海复合型国家海权发展困局所带来的制约越发明显。陆上安全形势的长期稳定已经为我们专心发展海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只有继续坚定地发展海权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能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贡献更多的力量。

国家崛起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生成、困境与推进途径

当代中国采用海权主导这一崛起模式,这一模式与"一带一路"战略密切相关。在国家崛起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生成原因可以归入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主要面临容易受到陆海强国夹击、战略选择两难、资源分配分散、追求何种程度的国家安全、设定什么样的安全底线、某些周边国家阻滞、没有太多成功经验可供借鉴等问题,对当代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SWOT分析、意义及推进途径展开研究,有助于深化"一带一路"战略领域的研究。

陆海复合型的中国发展海权的战略选择

海权思想最早诞生自西方,19世纪末美国的马汉系统地分析海权对一国权力的影响之后,海权论作为地缘政治理论非常重要的一支成为各国制定其海洋战略的重要指引,然而海权之于国家权力的影响对每个国家的能动作用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对传统海权论的借鉴必须有所扬弃。当前中国海权的发展已是正在进行时,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是中国追求的目标,而其过程中面对的挑战也是无法回避的。

对近代主要国家海上安全环境的解读

回顾分析近代主要国家的发展进程与其海上安全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近代主要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国家发展进程与海上安全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现。对于我国而言,尤其重要的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做到陆、海平衡以及目标、手段的均衡。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国家良好的海上安全环境不仅已成为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和工具,本身也成为国家战略的追求目标。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

虚假信息作为信息操控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已久。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虚假信息日益泛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虚假信息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系统性和理论性不足,且充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甚至成为西方操纵的舆论武器。实际上,虚假信息作为新兴的复合型国家安全威胁,呈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特征,是困扰国际社会的一种新生现象。虚假信息对中国国家安全也构成严峻挑战,危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虚假信息疫情”将这一危害暴露无遗。虚假信息的泛滥有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层面的原因,也受信息技术及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当前,虚假信息政治化倾向严重,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目标,强化虚假信息治理,有效防范化解虚假信息安全风险。

是“联邦”还是“邦联”──关于1815至1867年德意志国家结构问题

是“联邦”还是“邦联”──关于１８１５至１８６７年德意志国家结构问题姚大学关于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以后至１８６７年北德意志联邦成立之前的德意志国家结构问题，在我国史学界不仅说法不一，而且是处于混乱状态。有的史学著作和教科书将这段历史称之为“德意志邦联...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1997年7月1日漂泊百年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变成了现实,这一辉煌成就已载人史册,它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共同愿望。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突出的连续性”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概括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一。从政治文化演进道路的视角着眼,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就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华文明起源的起点需从农业的发明和农耕聚落形态的出现讲起;中华文明的形成则是五千多年前的事情;中华文明的发展则有五千多年的历程。中华文明在其起源和形成阶段,经历了“聚落三形态的演变”: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距今12000—6000年),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距今6000—5000年),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距今5000—4000年)。进入国家社会以后,经历了由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都邑国家,发展为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再发展为秦汉至明清的以“中央—郡县”制一元化的帝制国家。文明的形成体现为城市或都邑是文明与国家的联结点,由此也就决定了国家的出现成为判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或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的发展体现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的是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

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理论机理与政策选择

陆海复合型国家是指濒临开放性海洋且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国家,欧洲面向大西洋地带的国家和中国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典型代表,本文旨在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对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进行探讨。本文的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展示了导致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争夺霸权的努力屡次遭受失败的机理,二是揭示了位于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在现代世界中的战略意义。本文最后一部分则探讨了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与主导性海洋国家间冲突的原因及前者发展海权的努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且指出了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发展海权时应注意的要素。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

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

民族可以划分为"古代民族"与"近代民族"两种类型,古代华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两个发展阶段。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在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作为"自在民族"的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夏商时期出现,是因为夏商王朝具有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复合制王朝国家框架内能够容纳众多部族。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则属于华夏民族的滥觞期,这一时期经过族邦联盟,众多的部族国家最后走向多元一体的民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