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服刑父母儿童抚养费支付及社会复归情况研究

美国服刑人员获释后,其生存、发展权面临着来自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应有的权利保障难以实现。现有的社会政策对服刑人员尤其是背负儿童抚养费债务的服刑父母的就业状况、贫困率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们在复归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独特的经济、家庭和法律挑战。现有研究大多将儿童支持和刑事司法作为两个独立的系统分别予以考察,但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重叠轨迹知之甚少。政府应将儿童支持体系纳入司法改革体系中进行整体考察,并从政策改革的角度提出减轻服刑父母负担并防止再犯、弥补相关执行措施缺陷的建议,为减少此类父母复归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提供帮助。

我国犯罪未成年人社会复归体系的现实构建——基于中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比较

犯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帮教效果、预防重新犯罪的重要标准。随着我国对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力度的加强,建立犯罪未成年人社会复归体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较晚,而与我国在文化和司法背景等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的日本,已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少年司法体系,在促进犯罪少年复归社会方面,设置了精细的保护和支援程序,对于构建我国犯罪未成年人社会复归体系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社会复归视角下中国戒毒互助型治疗社区的理念与干预路径探究——以深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为例

我国戒毒治疗社区实验始于20世纪末“美国戴托普治疗模式”在昆明的移植。随着戒毒者复吸率的持续上升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化,深圳等地于21世纪初提出“无毒社区”概念,尝试探索治疗社区的本土经验。在回顾中国社区戒毒历程后,文章以深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为例,探究社会复归理论下中国互助型治疗社区的理念与实务路径。研究发现,在戒毒者回归社区的自立自强中,需要积极建构互助型治疗社区的外部支持环境。同时,透过个人层面的激发改变动机、强化认知行为、重建支持性的家庭关系,以及环境层面的同辈互助、同事互助、自组织互助、正面文化营造等实务干预路径,社会工作可以协助戒毒者实现从“排斥”到“复归”。

行刑社会化与罪犯的再社会化探讨

行刑社会化的思想起始于社会对行刑封闭化的忧虑,行刑社会化是与行刑封闭化的概念相对而言的。监狱封闭的行刑方式导致罪犯社会教化严重缺失和个人内化动力不足,使得罪犯再社会化困难重重。行刑社会化有助于从渠道和时间两个方面扩大社会教化的"量",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狱化的负面影响,塑造罪犯正常的人格,激发他们再社会化的动力。

刑事司法裁量中的人身危险性评价——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新解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域中的轻罪和重罪定位,不仅仅取决于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而且尤其应当反映犯罪主体主观上对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的内在态度为最基本要素的行为主体人身危险性大小。只有对那些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而且行为人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行为才有必要处以较为严厉的刑罚,而对那些即使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较大危害,但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深,反社会意识不强烈的行为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予以各种较为轻缓的刑罚处遇。

犯罪记录报告制度的批判性解读及其完善——以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为视角

前科制度作为对前罪刑罚效果的配套评估体系,其本质在于制裁和防止再次犯罪,保护社会利益。我国刑法在没有公开设置前科及其消灭制度的情况下,先行设置了犯罪记录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或者剥夺有前科者的特定行业的资格或权利,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特殊预防。但该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改进,因此,基于保护犯罪人权益、促进犯罪人顺利、早日的回归社会的视角,在保留犯罪记录报告制度的情况下,应当对之进行重大完善,而更为可行的方式,是构建中国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

面向现实社会的西方刑法学

经过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一个多世纪的论争，似乎已经很难再产生一个新的刑事学派来统领整个西方的刑法学思潮了。西方刑法学把自己的视野不是更多地投向哲学而是开始投向现实社会。也许，两大学派的论争已经确立了作为刑法学基础的一些基本性命题，人们已经很难在...

论社会形态及其演变

社会形态可理解为具体社会的本质性特征。由于制度安排权分配制乃是社会本质的最终决定因素,因而对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的描述亦应以其为据进行。由此,社会历史形态不外制度共定社会和制度独定社会这两大类,前者又有制度直接共定和制度间接共定等具体形态,后者又有一人定制和多人定制的具体形态抑或君王定制、寡头定制和集团议员定制的具体形态。若从定制者所属的统治集团说,制度独定社会的具体形态则是贵族奴隶主定制社会、官僚地主定制社会和资本家定制社会这三种。在历史上,人类社会先是制度共定社会的时代,后来异化到制度独定社会的时代,至现代又成为向制度共定社会复归的时代。其中,前一种演变即"异化",是民选首领的篡权所致;后一种演变即"复归",则在于被统治群体的反抗终于有了新的制度意识形态为指导。由于新制度意识形态启蒙了人民当家做主的觉悟,人类社会历史将不会再形成新的轮回,而是终结于制度共定社会的基本形态。

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一种尝试性分析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载体。

未成年人主观构罪要素完善论

不同于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基于理性选择而对社会的一种"自觉性反抗",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一种伴随性的"自然现象",是未成年人在不良生活环境和尚未发育成熟身心条件的双重影响下的被动选择,而并非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方面具有不确定性、"明知"内容上具有年龄特点、目的动机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就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方面迥异于成年人。因此,应对未成年人主观构罪要素进行完善:淡化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未成年人入罪的作用和影响,将人格因素引入未成年人定罪过程,并将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的主观需要纳入定罪过程。

论建构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正确理解前科消灭制度的内涵,了解域外前科消灭制度的状况,是建构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前提。我国刑事法律没有前科消灭制度之规定,但从保护和关怀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看,建构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非常必要,它有利于贯彻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的社会矫治政策,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使他们及早复归社会,符合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趋势;同时,建构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具有法律依据、主体属性依据和刑事司法政策依据。建构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必须完善刑事立法,明确和规范前科消灭的条件与程序,加强社区矫正制度建设。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初探

广州市萝岗区积极探索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本土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现实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尚需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完善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的制度设计,并细化各项配套的未成年矫正对象矫正内容和方式方法,从而促进未成年矫正对象复归社会。

浅析中国适用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从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弊端的角度

伴随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审视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弊端的思潮,作为旨在全面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多方平衡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逐步进入人们视野。在较好地弥补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固有缺陷的同时,它也顺应了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呼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海外多国早已将这一制度正名、收编,国内不少城市、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对其试点实践的大背景下,从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弊端的角度,借鉴国外实践研究经验,有助于探讨中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问题。

出狱人保护制度建设的合理界域

出狱人保护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兴起的,是行刑社会化思想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识,对刑罚目的的实现和平衡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本文中对我国建设出狱人保护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韩国永登浦矫正所职业训练介评——兼评中韩监狱管理的几点差异

韩国永登浦矫正所位于汉城市九老区高尺洞100番地,是地处汉城的唯一的一所矫正所,直属于韩国司法部矫正署,建立于1949年12月27日。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监狱机构改革运动的发展,1968年9月18日改名为矫正所,1979年9月12日增设了“精锐职业训练所”,形成了目前的兼监管、

评美国现行的死刑制度

死刑在世界刑罚制度发展史上,可以说与刑法有着大体相同的历史,占据过中心位置,起过重要作用。由于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没有别的刑罚可以与之相比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资产阶级的自由、博爱、人权思想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时期以来,轻刑思潮有所抬头,强调对犯人教育改造,“复归社会”思想日渐扩展,于是对于死刑制度的职能作用及其存废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刑罚理论与实践中成为长期争论的焦点,至今还在继续着。

积极刑法观下犯罪附随性后果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背景下,犯罪附随性后果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犯罪附随性后果本质上是对犯罪人资格或权利的剥夺与限制,在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其所存在的价值基础在于防卫社会和保护重大公共利益,但随着积极刑法观在我国的确立,严厉的犯罪附随性后果可能违背刑法轻缓化的价值理念,并且影响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带来犯罪附随性后果预防功能的克减。为使犯罪附随性后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树立犯罪人复归社会与防卫社会相统一的思想理念,给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在规范上提高设置主体的规范层阶,缓和其严厉性,并且逐步消除前科报告义务,同时在制度上建立犯罪人就业歧视的救济制度。

对“多进宫”劳教人员教养工作的理性思考

在我国劳教场所,出现了一批被司法和公安机关多次处理,在监狱和劳教场所几经出入的特殊人员,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多进宫”劳教人员。由于这批劳教人员违法犯罪历史较长和劣迹累累,普遍具有相当明显的反社会心理,有一套抗改造方法,长期以来。

严控吸食合成毒品,建构“管、控、教、督一体”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毒品犯罪的形势愈发严峻。相比于传统的毒品种类,各种合成毒品对人体的危害有过之而不及,在售贩毒品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有关部门在帮助吸毒人员复归社会的时候,不能单打独斗,要综合联动,建构起"管、控、教、督一体"的立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