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杂合同关系的大型工程项目集成管理体系

传统的工程项目管理体系是建立在项目管理基础上的，注重将合同管理局限于合同实施过程中的管理，这与当前大型工程项目中复杂的合同关系不相适应。通过分析大型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复杂性，讨论了建立大型工程项目合同体系的必要性及其作用，并以综合集成方法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与之相匹配的大型工程项目集成管理体系。

商事合同目的解释中举证责任的个案反思

司法实践中,法官总是过度介入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的确定,这在商事合同解释过程中尤为明显。在多份合同场景下,如当事人一方主张合同条款与合同性质、目的之间存在实质冲突,其应承担较重的举证证明责任,即有义务证明“合同目的”的客观真实性。法官不应继续按照传统合同解释的思路试图自行探寻合同目的,而直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而不当否定合同条款效力。此做法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更是对民事诉讼独特价值的否定。未来司法应完善并尊重经由当事人举证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诉讼规则,避免家长式裁判的过分干预。

战略联盟中的合同复杂度与知识泄漏风险——产品模块化的调节作用

企业战略联盟中存在显著的知识泄漏风险,而合同治理是避免知识泄露的重要手段。生产和研发的产品模块化的应用能够强化原有的联盟合同治理效果,制造企业采用简单的合同也能够规避知识泄漏风险。通过调节作用分析,验证产品模块化在合同治理影响知识泄漏风险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合同复杂度越高,越能降低知识泄漏风险;产品模块化程度加强了合同治理程度对知识泄漏风险的作用。

基于综合集成的复杂工程管理体系分析

传统工程管理体系建立在项目管理基础上的,注重项目合同实施与合同管理配套,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管理体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在当今大型的工程中,其项目管理合同非常复杂,传统的工程管理体系无法适应。本文通过研究大型工程项目中合同管理的复杂性,并阐述建立大型工程项目合同管理体系的作用,基于综合集成的方法论上,建立与当今大型工程项目配套的工程项目合同集成管理体系。

资产专用性与联盟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引入了联盟合同复杂度这一变量对联盟治理问题进行研究,并构建了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联盟结构和联盟合同复杂度间的概念模型,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联盟合同复杂度对联盟治理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资产专用性对合同复杂度的直接影响,负向调节资产专用性对联盟结构的直接影响,且其调节效应完全通过联盟结构而起作用。

基于我国社会信任的交易属性与联盟治理关系实证研究

以信任为调节变量,以联盟结构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交易属性(资产专用性)与联盟治理(联盟合同复杂度)之间的概念模型,并运用SPSS 17.0和AMOS 18软件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分析。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联盟合同复杂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产专用性能够通过联盟结构这一中介变量对联盟合同复杂度产生影响;资产专用性与联盟合同复杂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随着信任的增加而降低;信任对联盟结构与联盟合同复杂度之间以及资产专用性与联盟结构之间的负向调节效应均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