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化约: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解释

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在催生社会复杂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对政府治理传统构成挑战。复杂性化约是卢曼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治理适应社会变革,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区别于简约治理的权威化约机制以及科层治理的制度化约机制,A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围绕化解地方矛盾这一核心功能,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以事为中心”的治理场境建构,发挥数字技术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化约复杂性的优势,体现了以“功能—结构”逻辑重组政府治理结构的努力,构成政府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新方向,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具有启示意义。

技术赋能与复杂性化约——基于“健康码”的分析

抗疫与发展之间的张力对政府治理构成巨大挑战。准确识别健康者与感染者,并按照健康者-复工复产/感染者-隔离治疗的方式开展分类治理,是化解上述张力的基本路径。通过将健康码嵌入政府既有对社会“流动”的治理体系,可以实现对社会个体健康状态的即时认证,从而维持复工复产与隔离防疫的平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境下开展健康认证,本质上是政府化约外部复杂性的一种努力。而健康认证准确有效,进而确保分类治理成功开展,则是技术赋能的结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可建构性特征,或许能够调和并超越控制与自治导向下的一系列对立逻辑,开辟出复杂性化约的“第三条道路”。

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适配的模式与机制

为阐明国家行政下乡与信息技术应用在基层治理场域中适配性问题,对比了浙江、江苏与广东三地的网格化治理:浙江筛选性适配模式体现为网格录入信息筛选和治理议题的自我设置;江苏全景性适配模式描述的是网格信息全要素录入和上级对基层政权和村庄社会的全方位调动,表现出治权的向上集中和向下分流治理的刚性;广东瞄准性适配模式描述的是村干部与网格员内外双轨并行的治理格局,网格化系统瞄准社会治理事务。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行政系统面临高度变动和复杂化的社会,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所化约出来的地理、社会边界和数据的确定性满足了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但其适配还需区分精细化治理适用的领域与强度,并坚持技术治理的工具论,把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回归到治理的本质上。

“ZISU”联盟:教师发展学校建设的浙江经验——基于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分析

教师发展学校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以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教师发展学校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由来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时间、社会和事物三个维度进行反思性选择活动来简化系统的复杂性,从而找到教师发展学校建设的突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