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与“复线的历史”——对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解读

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作为后殖民主义史学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范例,具体展示了话语分析在当代史学编纂中的应用。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历史研究的视角,而且还让我们对历史研究本身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间。正是在对传统历史话语的反拨当中,历史研究才能真正建立与当代世界的有效联系。

民族史及其超越——兼论复线的民族史的可行性

民族史在中国的兴起,发端于近代中国史家构建民族国家的诉求,在塑造民族认同、凝聚民族意识、促进国家统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民族史也因其同质化和排他性的民族国家叙事,忽视了其内部不同族群的历史。近年来,在全球史的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尝试从周边和内亚的视角重新理解中国,力求打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僵化思维,撰写更具开放性的民族史,进而展现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这一点而言,边疆这一兼具内外两种因素,同时又容纳了权力的中心与边陲的流动区域,为撰写这种开放的民族史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和可行的路径。

“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逐渐波及各个领域。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既深且巨:一是对现代史学宏大叙事的瓦解,开拓出复线的历史叙述方式和多元的历史研究领域;二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语言学转向在史学领域开花结果,历史学文本化颠覆了现代史学的书写与解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