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不当解雇之复职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按照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原则,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的,复职应当是法定优先选择的救济方式,但在实践中复职救济的施行却异常困难。本文从劳动合同的继续性、人身性以及解雇之形成效力出发,分析复职救济法律适用困难之原因所在,并以限制解雇之形成效力为突破口,尝试提出在特定情形下的不当解雇允许劳动者申请民诉之行为保全,以延阻解雇行为之效力,完善不当解雇情形下复职救济之法律适用。

复职判决的替代执行机制探析

解雇触碰到劳资双方的敏感地带,是劳资纠纷的重灾区。作为防止解雇中双方博弈失衡的不当解雇救济,其首要救济之复职在司法实践中频频碰壁。由于劳动合同的继续性、人身从属性的特点,与行为给付的难以强制执行,以及民事诉讼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使得复职救济陷入执行难的窘境。建议采纳域外立法经验,由复职救济向赔偿救济转换,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

1922年黎元洪复职及总统任期问题考辨

长期以来,关于1922年8月黎元洪复职合法性与任期问题均没有权威性的定论。当时直系以恢复民国法统为由,支持黎元洪继任总统职位,但是对黎元洪的任期长短却未有明确意见。反对者多是认为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已满,无职可复。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1917年7月初黎元洪的去职具有法律效力是无疑义的。从法律程序上讲,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也是合法的,不涉及总统任期期满的问题。第一届民国国会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大总统,其间断任期的累计,法理上的根本依据还是民初法统的存废状况。考虑到黎元洪实际上还剩下约26个月任期,其复职行为有一定的合法性。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决定黎元洪任期长短的主因并不是法理上的解释,而是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

传媒眼中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以《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初,《大公报》对蒋介石下野的内幕、下野后蒋介石的行踪、蒋宋联姻以及蒋介石复职的过程均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作为民国政治精英人物,蒋介石也非常注重处理同媒体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

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复职救济的困境与出路

违法解雇期间对遭遇违法解雇的劳动者,我国《劳动合同法》将"复职"作为第一顺位的救济方式。然而,由于劳动关系人身依附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复职制度在我国存在诸多困惑,复职裁判的执行也走入了困境。比较分析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北京、上海、广东的立法、司法实践,复职制度现存的问题需要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重新界定"劳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考量范围,区分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等途径,使其成为真正有效的救济。

1926年3月26日,蒋介石致函汪精卫,请其复职

1926年3月26日,蒋介石致函正在“闭门谢客,悄然隐匿”的汪精卫,请其结束“隐居”,回国民政府复职。时任国民党“一号人物”的汪精卫为何突然决定“隐居”?其“隐居”又和蒋介石有何关联?此事的原委还需从“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汪蒋关系说起。

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之检省

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是一国解雇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的完善与否,可看出该国对劳动者的保护是否充分。我国相关立法虽然对不当解雇法律救济有所规定,但仍存在诸多不足,无法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区分不同类型的不当解雇法律救济方式、完善现行立法中"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重构经济赔偿金的计算方式、引进反社会性不当解雇及其法律救济制度并强化工会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以实现我国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的完善。

清代取士选官辨异

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官,两者虽同属选举,职司却明显分别。由于清代铨选多途并进,科举取士只是其中一途,取士与选官标准既相互联系,又有诸多差异。而且科甲出身者得缺,并不似既往人们以为的那样容易。终清一代,因满汉复职的设置以及保举与捐纳相伴而行,使得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此外,晚清因应变局,铨选标准新旧杂糅,朝野力促科举改革乃至停废,加之光宣之际实施"奖励学堂出身",导致后世诸多误解。科举与铨选两种制度的相互制约与影响,及其随社会变动而不断进行调整的事实,彰显出制度变革的复杂效应。

香港劳工处提出修订法规 加大维护劳工权益的力度

3月底,香港特区政府劳工顾问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员工如遭不合理不合法解雇,劳顾委可强制要求雇主再次聘用被不合理及不合法解雇的员工,令该员工重新复职。据香港劳工处处长张建宗称:从劳资双方的关系看,当员工遭不合理不合法解雇后,往往都选择要求经济补偿,很少提出复职要求。据1997年～1999年底统计。

论完善我国不当解雇的法律救济措施

解雇是劳动关系运行中最敏感的中心地带,它涉及不同利益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碰撞。要求雇主解雇具有正当事由、赋予雇员复职救济权利是解雇保护中最强烈的内容。然而,劳动合同具有的身份性和继续性的特性使我国审判实践面临着复职判决执行难的困境,由此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结合对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比较法研究可以发现,赔偿还是复职,不当解雇救济方式的适用不应完全取决于权利人的意愿,需要司法审判进行利益衡量:涉及侵害雇员基本人权的不当解雇是适用复职救济方式最重要的考量因素,确保雇员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将影响劳动关系双方协作基础的"信赖关系"和"岗位空缺"纳入复职适用的考量范围,尽可能避免因利益失衡引发使雇员复职判决难以执行的发生;设立复职判决替代执行规则,保障雇员在复职判决难以执行时劳动权利的落实。同时,我国不当解雇救济方式的适用还应考虑全球劳动力市场放松规制的发展趋势,增加概括性正当解雇事由的规定。

想吃回头草,企业要不要?

在现今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大环境下,员工的流动在职场上已经变得很平常,可是,当初辞职的员工要求回原企业复职时,企业会接受吗?曾经有过的跳槽行为会对自己的事业造成影响吗?这些都成了职场人士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