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复译策略

文学作品的复译问题在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然而,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探讨复译的原因,少有学者论述复译策略。本文拟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角度来探讨复译策略,并提出了三种复译策略;勘误性复译,构建性复译,及倾向性复译。

变异与多样--论文学复译的跨文化认识价值

翻译是本土文化实践,协商着对异质他者的表征方式,复译见证不同译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他者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表征策略。复译研究,除循传统应用路径,探索异于前译的方法以便更趋同于源文外,还可在纯理论层面挖掘各译本间差异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从历时和共时两种路径来探讨。历时之异是后译对前译的抵抗,体现对源文的复数使用和表征变异,是对异域文化的再想象,对认识上的跨文化关系的再建构;共时之异主要体现为文化多样性,体现不同翻译代理的多样阅读,促进多种跨文化体验,以及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多样实现。总之,各译本间差异建立起它们的相异价位。

浅谈文学名著复译

文学名著没有最终的定本,文学名著复译是有其必要性的。这是由语言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文学名著的自身特征、转译本的缺陷和译者理解的历史局限性等因素决定的。目前的复译现象主要有两种情况历时性复译和共时性复译。这两种情况下的复译都是值得肯定的。

译者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倪培民“功夫”哲学观下的《论语》复译

四百多年来,《论语》在不断的复译中参与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在已有的六十多个《论语》英译本中,华人学者倪培民2017年出版的《论语》译作独具特色。受其“功夫”哲学观的影响,译者并未竭力直抒《论语》深意,其译文正文“惜字如金”,刻意保留了源文本“模糊”、凝练的特点,是为翻译中的“有所不为”;同时,译者“不惜笔墨”,利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厚的副文本作为“助读”,架起古代圣贤与现代读者之间的桥梁,是为翻译中的“有所为”。读者可通过阅读和思考,获得“参悟”体验,从而修炼关于“生活艺术”的“功夫”。

从接受美学看广告复译

广告文本像文学文本一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召唤结构,其意义的阐释有赖于读者的参与。但读者的前理解、审美观、期待视野等存在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他们所阐释的意义有所不同,广告复译因此成为必然。依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广告复译有四大策略:纠错性复译、改进性复译、构建性复译和指向性复译。正确运用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广告复译质量,有效实现广告的预期功能。

试分析复译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

复译,是近年来我国译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普遍现象,也是翻译文本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章不拟对这一现象作一是非判别,只想尽可能从多种视角对这一现象作一较为客观的陈述与解析,并通过示例的形式说明,为什么翻译不存在定本,需要进行复译,以及历时性复译和共时性复译产生的原因。

从“功能对等”原则看英语广告的复译

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强调翻译的目的是再现源语的信息,对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原则和手段。本文拟从＂功能对等＂原则出发,探讨英语广告的复译策略。英语广告复译有三大策略：修正性复译、仿译性复译和创新性复译。正确运用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广告复译质量,使复译后的广告与原文达到最佳功能对等,有效实现广告的预期功能。

儿童文学经典复译研究——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

通过对青岛市儿童文学翻译市场进行调查研究,在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大量复译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众多儿童文学经典复译作品在秉承初译优点、取得不同程度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较普遍的是漏译、误译和文字中英夹杂、有失规范等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没有质的提高,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初译。我们认为,儿童文学的复译应该遵循批判性借鉴和实质性超越的原则,真正实现其存在价值。

复译的伦理

自从安东尼·皮姆(Antony Pym)在《译者》提出翻译"回归伦理"至今,翻译伦理的内涵渐趋丰满,其影响亦日渐彰显,我们在重申"伦理"概念的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传统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某种伦理性质的表述之上的。复译作为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伦理诉求尤为明显。本文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复译的伦理内涵进行探讨,即复译行为视角的"经济为先"、复译主体视角的"信、借、通为重"及复译结果视角的"认同为本"。

文学作品复译的原型观

源于Wittgenste in的原型概念表明,原型不等同于某一固定的原始形态或原始模型,而是无数样例的整合与抽象,它相当于家族相似性。基于此而创立的翻译原型论认为,文学翻译可视作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试图穷尽原作样例与译作样例,以期达到最佳样例甚至现实原型的整合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充满着复译现象,不断有新的译作样例涌现。对文学作品的每一次复译其实质是译作原型整合过程的一部分,是对译作"理想原型"的向往和追求。

从接受理论看文学复译本间差异的产生

复译本之所以为复译本,就在于译本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认为着眼于翻译过程,特别是理解过程的对文学复译本产生原理进行美学思考的研究是必要和有意义的。利用文艺美学特别是接受美学的观点分析文学复译本间差异在译者理解阶段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理解阶段的差异是通过原作所特有的空白或未定点与译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作用融合产生的。

对复译现象与翻译标准的剖析

本文探讨了翻译领域出现的复译现象，并对翻译标准的确定进行了解构性分析，指出两者之间的联系。作者还从语方学、接受美学、哲学阐释学的多元角度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肯定了复译现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澄清了一些对翻译标准的厘定不科学的认识，并试图从哲学那里寻求更高、更广的维度来重新阐释复译现象和翻译标准的确定。

从理雅各《尚书》译本看经典复译问题

理雅各《尚书》译本问世至今一直被奉为儒经翻译"标准译本",然而我们仍可从中找到不少"遗憾":有理解方面的,也有表达方面的,有拼写或文献标注方面的,也有结论方面的。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金无足赤,译无定译,经典永远呼唤新译本。经典复译不仅必要,而且有一些原则需要遵守。理氏《尚书》译本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信"为本,调和"显化"和"异化",拒绝过度"归化",实行"合作共享"。

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复译——Gone with the Wind中译研究(1940-1990年)

本文根据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以1940到1990年间Gone with theWind的中译为对象,着重研究三个中译本及首译后的曲解历史与重印风波,通过分析各现象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以寻求和证明语境在复译中的决定性作用。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实践和理论证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复译和转译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值得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予公正的评价。在复译与转译过程中,一直存在“抢译”、“胡译”、“乱译”、“滥译”甚至是抄袭现象,应把它们与复译、转译区别开来,以促进外国文学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规范翻译市场。

话语语言学视角下的科学名著重译和复译

本文以话语语言学的视角,以弗洛伊德《释梦》的六个中文译本为佐证,论说科学著作重译与复译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话语语言学为我们论证科学名著的重译与复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视角。科学名著对话语的确定性要求与话语自身的开放性形成的张力促使译者对已译作品进行修正、润色、补遗,进行重译和复译。

翻译诗学与文学经典的复译——以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为例

在文学翻译中,经典作品的复译现象极为普遍。以此在翻译诗学理论基础上,以朱生豪、梁实秋、方平三位译者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为例,从共时性复译和历时性复译两个角度分析翻译诗学对翻译的影响。

出场、差异、合理性:论文学复译的三个循环

文学复译的必要性一直是国内学界的争议话题。本研究从场域理论出发,探讨了文学复译的三个循环结构,分析了文学复译的内在逻辑。论文指出,复译是产生于某个特定场域中的原本,以不同的译本形式在不同时空场域中反复地出场,复译是特定场域中译者合理性的翻译行为,是原著以差异化的形式存在的方式。文学复译的三个循环决定了复译的必要性、译本的存在方式以及复译实现的可能性。

论文学翻译中的互文翻译观及其应用——以《红楼梦》复译为例

互文翻译指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时广泛参照和利用相关互文资源的翻译理念,在借鉴其他文本的基础上力争产生精品译文。本文以《红楼梦》复译为例,探讨了现有译本对相关互文资源的利用以及未来复译如何利用各种互文资源,如《红楼梦》前译本、红学界以及红译研究界的相关成果等,以推出更加完善的精品译文。互文翻译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翻译观,对《红楼梦》复译以及整个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西风颂》的两个译本比较看经典名作复译的必要性

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在我国家喻户晓,自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将《西风颂》译介到中国以来,众多的诗人、翻译家曾在不同时期将其译成中文。鲁迅先生认为,由于时代变化和语言发展,文学作品的复译是必要的。通过对王佐良和傅正明的两种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傅译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新的理解,在不少地方作了改进和完善,有所创新。用许钧提出的衡量复译本价值的三个标准来看,傅正明的复译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