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赋入碑:夏侯湛《张平子碑》对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之承变

陆云言其兄陆机“碑文似赋”,实揭示出西晋碑文受赋融衍之情形。西晋夏侯湛与东汉张衡有相似之坎坷经历,故在出补南阳相途中,睹平子墓而兴感,援张衡为异代知己,在继承东汉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的基础上,一改崔作辨裁之风,援赋入碑,撰《张平子碑》,与纪行赋同一情致,在感叹平子命运时,寄寓自身情怀,以赋家常用的“若夫”“向若”“于是”等连接词串连全篇,层次分明,极力敷写、赞扬张衡才学之高深,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夏侯湛援赋入碑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在彰显其所具有的“赋家之心”时,扩大了碑文的容纳能力,使碑文语言更具张力,增强了碑文的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夏侯惇形象演变考

《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一直以来都颇受关注。其中,无论是对权谋战略布局的描写,还是对能人志士形象的刻画,都十分深入人心。但是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相较于对历史事实的描写,它更倾向于塑造具有故事性和传奇性的内容,而对人物的评价也主要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世俗大众的认可,所以对一些人物的描写难免失之偏颇。比如,在对曹魏阵营的描写中,罗贯中更多地体现了曹操作为一代枭雄的阴险狡诈,而淡化了对其手下能人志士胆识与谋略的描写。通过近段时间对《三国志》的仔细阅读,笔者发现曹魏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离不开谋臣贤士的辅佐。在这些人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夏侯惇。《三国志》中的夏侯惇,体恤士兵,为人节俭;而《三国演义》里的夏侯惇生性刚烈,刚愎自用,多次惨败。那么夏侯惇到底是怎样的人?又是如何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样子?

西汉夏侯灶墓出土天文仪器新探

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中出土有一件"不知名漆器",功能不明。经分析,该器物带有测定春秋分和冬夏至正午影长的功能,是迄今所见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圭表实物。另外,学界对该墓出土"二十八宿盘"的功能争论不决。经研究,同墓出土的"栻盘架"可以把该盘支撑到赤道面内,从而形成迄今所见最早且具有确定年代的赤道式观测仪器。

唐代藩镇供军案例解析——以《夏侯昇墓志》为中心

洛阳出土的唐代《夏侯昇墓志》记载了地方藩镇武宁军的具体供军措施,为了解中唐以后藩镇军费支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个案材料。武宁军以营田供军费、以工商助军费和参加作战争取出界粮等事例,弥补了研究唐代单个藩镇系统供军材料的不足,为进一步解析唐代藩镇军费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

夏侯玄论——兼论魏晋之际谯郡夏侯氏门风之变化及其门第之上升

夏侯玄是正始、嘉平年间亲曹氏名士群体的主要代表,他提出了一系列代表曹爽集团政治改革的理论主张,建议并直接指挥了意在提高曹爽声望的伐蜀之役,受到司马氏父子的嫉恨。在玄学思想活动中,早在太和年间他便参与“浮华交会”,与荀粲等交往,颇具玄学修养。特别是他利用其地位,组织、协调玄谈,成为一时“宗主”。他虽习玄,但依然谨守礼法,儒玄并综,“情礼兼到”,引领魏晋以降之士风,成为一代楷模。对其家族而言,其名士化标志着夏侯氏门风逐渐尚文,门第逐渐士族化。

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

魏晋才性同异离合之论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其论的具体政治背景,与汉末以来士之性行与才能是否为一,以及魏创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才的乡里评议与台阁授官能否分离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正始中夏侯玄从政治操作层面,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分别“上之分”与“下之叙”,主张任用考察士人时应对才能与德行“明其分叙”。两者前为“事理”,后为“人心”。在才性关系上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体现了正始玄学家糅合儒道,打通天人的哲学努力,是正始玄学“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才性论上的体现。

汉晋文化思潮演进中的谯郡夏侯氏家族

汉晋时期谯郡夏侯氏的发展演进,与曹氏家族呈现出共生状态,但又与其时的文化思潮密切互动,彰显出自身独特的脉络。在曹魏建国的过程中,夏侯氏家族给予了曹操父子不遗余力的支持,同时也濡染了建安士风的通兑任达。曹魏时期,开国功臣及世代姻戚的地位使其门第渐趋贵盛,且随着学术文化蕴积的增厚,其门风也呈现出由尚武雄豪、通兑任情的将门风范向儒雅矜慎、博观艺文的世家气象的递转;正始时期夏侯玄在政坛中的众望所归以及士林领袖的风度雅量更使夏侯氏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一流士族的行列。凭借在曹魏一朝的蕴积,即使经历了魏末司马氏对亲曹势力的打压,入晋以后,夏侯氏依然位列名族。夏侯骏、夏侯湛等后起之秀或在"朋党纷然"、崇虚贱实的政坛上独标一格,或在繁华竞逐的西晋文坛上以不同流俗的笔调叙写宗族亲情、抒发耿介之怀,承继了家族的磊磊风骨。

传本《夏侯阳算经》成书年代考辨

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本《〈夏侯阳算经〉提要》认为传本《夏侯阳算经》成书年代在公元762—779年间。自1963年钱校本《算经十书》出版以来,论者多从此说。至1990年,陈明光《传本〈夏侯阳算经〉成书年代补证》一文认为是本成书年代在公元788—816年间。早在1929年,钱宝琮《〈夏侯阳算经〉考》一文指出是本之成书年代当在公元780年之后不久。文章认为,上述第三说近是。若将公元785年左右视为传本《夏侯阳算经》的成书年代当与事实相去不远。

现代杞人的“自我之旅”——解读师陀的《夏侯杞》

可能是由于未单独结集出版的原因,师陀的散文诗集《夏侯杞》长期未被研究者注意。这部专注于内心的自省式作品,以“我”(“你”、“他”)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切入人性、生命、爱、童年、家园等主题,凸现出夏侯杞———这位现代杞人的内心旅程。它不仅是师陀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表露,也是作家探寻自我、建构自我的尝试。因此《夏侯杞》对于师陀,正如《野草》之于鲁迅,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上海文学生态与师陀的创作选择——以《夏侯杞》为个案

《夏侯杞》是师陀在1940年代写出的具有独特形式的作品,"夏侯杞体"的形成既是作家写作模式的延续,又与上海沦陷区的具体语境密切相关。本文借助巴赫金"历史诗学"的概念,通过对《夏侯杞》系列文本的具体分析,理解作家形式选择的独特性,勾勒其伴随时代形势变化不断变形的历史轨迹,窥探1940年代上海文坛的具体语境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师陀《夏侯杞》考——师陀史料考辨之一

师陀的系列散文诗《夏侯杞》在建国前没有出版,因作者误编、修订等诸种因素,《师陀全集》中的《夏侯杞》已失去了当年的原貌。本文通过对"原刊本"的搜寻、"原刊本"与修订本的校读,设法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还原《夏侯杞》的本来面貌,纠正师陀史料整理中的一些讹误。

简论夏侯玄的玄学思想

夏侯玄的“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著名思想，既是对老子哲学的一种承继，又是对何晏哲学体系形成的一种启迪。夏侯玄完成了从名理派向玄远派的转化。

格量弘济,文质更用——论夏侯玄儒道人格与思想

夏侯玄作为正始名士之领袖,对魏晋士大夫人格与学术影响甚巨。其"格量弘济"的名士风度与人格魅力的底蕴在于会通儒道。他提出"文质更用"说,尤其明显调合儒道,其以无为本援道入儒的形上本体境界,开启了何晏、王弼贵无论玄学的端绪,并确立了名士理想人格的模型。

一诺千金

“一诺千金”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后以“一诺千金”形容说话极讲信用。秦朝末年,楚地的季布因信守承诺、乐于助人而广受赞誉。楚汉争霸时,他多次帮助项羽打败刘邦。刘邦称帝后,下令逮捕季布。在众人的帮助下,季布藏身于朱家。朱家恳求夏侯婴为季布说情,最终刘邦赦免季布并授予他官职。

李涉、夏侯审皖南行迹考

唐代皖南地区风光优美,交通便利,大量唐代诗人都曾来往盘桓于此地,留下了丰厚的唐诗文化遗产。据考证:夏侯审于兴元元年(784)秋赴任宣城宁国尉;李涉在贞元十年(794)自宋州南下匡庐途经池州,与池州刺史刘全白曾有宴集,长庆二年(822)李涉自江州回程时途经和州,并作有《题开圣寺》诗。

曹魏后期政局中的夏侯玄与司马师

夏侯玄与司马师曾为姻亲,又都是正始年同名士,但他俩分别是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核心人物。夏侯玄出任征西将军后离开洛阳这一政争中心,而司马师接任其中护军职务。司马师能助司马懿政变成功,与任此要职关系甚大。曹爽被杀后,夏侯玄被征回洛阳。他作为李丰等反司马氏势力的精神领袖,在政变阴谋失败后被杀。夏侯玄在正始改制中起过重要作用,而司马懿等反对这一改制,并在高平陵之变后废除了这些改制措施。司马师辅政后,仍反对"妄有改革",这其实也是对当年曹爽、夏侯玄等"妄有改革"的否定。

魏晋“本无”、“肉刑”二题论争的微观阅读——从夏侯玄的著述说起

关于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夏侯玄的著述,《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曾有"本无肉刑论"的记载,或以其独立成篇,或混同于《通典》所载夏侯玄关于肉刑的论驳,不留心者实易望文生义。以宏观之解,"本无肉刑论"事关魏晋间政治、法律、哲学思想论争中"本无"、"肉刑"两大命题,现存史料也足以窥视、佐证。以微观之见,对史料本身保持审慎的态度,同时重视、参考、运用其他学术领域相通相关甚至相反的成果,都有益于思考和解决法律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才不至于将史料阅读分析的"重新"沦为简单的重复。

试析夏侯玄对魏晋玄学的贡献

后世学者在介绍"正始玄风"时,往往将焦点集中在何晏、王弼二人身上,而忽略了夏侯玄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当从较为宽泛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史籍中有关夏侯玄的思想资料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对于正始玄学乃至整个魏晋玄学所做出的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夏侯玄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魏晋玄学家:他亲身参与并领导的"浮华交会"为魏晋玄学的正式发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被视作正始之音的序曲;他提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主张"道本自然",直接影响了何晏和王弼的"贵无论"的形成;他肃穆、典雅、从容、高洁的名士风度,同样应被视作是魏晋玄学内在的宝贵资源。

夏侯湛家世考

夏侯湛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夏侯湛的生平与文学成就与其家世密不可分。西晋初期的夏侯氏家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其成员仕履遍及自中央大员到地方州郡长官的各个角落;在婚姻上,他们与当时炙手可热的河内司马氏、泰山羊氏、琅琊王氏这些名门望族结为亲家;在文化上则由曹魏时期雄居乡里以武风见长的豪强转化为以学术修养而为世所重的士族。

夏侯湛咏物赋论

夏侯湛是西晋著名辞赋家,以才华出众称誉一时,声名仅亚于潘岳。其咏物赋成就尤其突出,或借物以发直道难爽之愤,或托物以言守正不移之志,或假物以寄恬淡寡欲之意,运用象征和联想的手法,借物寄意,托物抒情,使咏物赋既深刻又含蓄,具有慷慨任气,寄托遥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