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春秋》学管窥

尽管王阳明很少论及《春秋》,但根据少量的文献,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对《春秋》的基本看法。首先,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春秋》学也打上了浓厚的心学色彩,从而视《春秋》为"正人心"之书;其次,在对《春秋》性质之认识上,阳明一方面视《春秋》为"史",但又不否认其之为"经",进而主张"五经亦史",从而表现出一种亦经亦史的《春秋》观;再次,王阳明在其《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中,在义理与考据两方面专门针对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说提出批评,这是王阳明留存唯一完整的一篇《春秋》学论文,弥足珍贵。虽然从整个《春秋》学史上看,阳明所代表的《春秋》观,作为宋明《春秋》学之绪余,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论是阳明整体学术而论,还是就《春秋》学史而论,述阳明之《春秋》学,多少有拾遗补阙的意义。

论春秋学“行夏之时”说的汉宋之辩

“行夏之时”是《论语》中孔子答颜渊问“为邦”的一项举措,在春秋学中则贯彻为两种学说:一为汉代何休的“不显改周正”说,二为宋代的“夏时冠周月”说。前说持不固定之四时观,将“行夏之时”理解为“通三统”中的改正朔;且以孔子为素王,不能显改周正,故而“行夏之时”是通过时月日例的比较得出的。后说持固定之四时观,认为夏时得天之正,三代改月而不改时;孔子则直接将夏历中的时月对应关系运用到周正上,此即“夏时冠周月”,但此说最终破坏了固定之四时观。事实上,“行夏之时”包含官方改正朔和农业生活两个层面,前者四时不固定,后者四时固定,两者并行不悖。但至曹魏时,取消了改正朔层面的含义。而“夏时冠周月”的矛盾,正源于两个层次的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