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汉诗中的禅宗审美意蕴呈现及其原因研究

夏目漱石在创作汉诗时巧妙融入人生品味理念,自然天成禅宗美学意蕴,创造出日本本土化汉诗文的样态,借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语境转换。本稿在分析了夏目漱石汉诗文中的禅宗理念基础上,然后以具体示例重点阐释了其汉诗文中所蕴含的“物哀、幽玄”之禅宗意境、“动静”合璧之禅画意境、“道”之禅宗神韵等审美内涵。最后,从夏目漱石深厚的汉文学修养功底、艰辛坎坷的个人经历以及日本传统文化审美意识的影响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夏目漱石汉诗文中所蕴含的禅宗审美思想之来源。

论夏目漱石的女性观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系统分析了夏目漱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夏目漱石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和自我意识强烈的新女性这两大类。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充分体现了其既传统又现代的矛盾女性观。其女性观的传统性主要体现在女性在爱情中居于从属地位、推崇贤妻良母、轻视厌恶女性等方面。夏目漱石的女性观也有现代先进的一面。作为留学英国多年、受过西方现代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他支持女性自由恋爱、勇敢追求爱情,认同男女平等。夏目漱石的女性观一方面受到日本传统女性观以及明治时代大力推进女子教育等时代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出国留学、个人情感等个人经历的影响。

夏目漱石笔下的日俄战争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初登文坛,他在自己的几部小说以及演讲、游记中,均提及了日俄战争。在这些作品中,夏目漱石一定程度上反思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讽刺并反对战争以及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思想,这些都具有积极的反战意义。但应当注意到的是,夏目漱石的反战思想亦有其局限性,他对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的认识不够彻底,对战争给他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与伤害缺乏深刻认识,对殖民地人民亦存在深深的歧视与偏见。在军国主义正在扩张的明治时期,作为日本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其思想的局限性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对其思想中的糟粕部分,我们应予以鉴别并批判。

异国留学体验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夏目漱石和鲁迅为例

夏目漱石和鲁迅分别是日本和中国的著名文学大家,他们在两国近代文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夏目漱石从小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阅读过大量中国的“汉文学”作品。鲁迅有过日本留学的经历,对夏目漱石更是赞赏有加。在英留学的夏日漱石意识到从“个人主义”立场的“自我本位”。而在日留学的鲁迅意识到的是以文学为武器,唤醒沉睡的国民。但无论是夏目漱石还是鲁迅,在留学期间考虑的都是国家与人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的留学经历又有了相似之处。该论文对比近代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与近代中国文学家鲁迅的异国留学体验:夏目漱石的研究从英文学转为汉文学,鲁迅弃医从文。同时,该文通过分析二者精神世界的异同,浅谈二者异国体验及其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夏目漱石文学中的病态人格描写与“人格主义”

“人格主义”是以健全、独立的个性追求为宗旨的日本近代文化思潮,适用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艺学等不同领域。夏目漱石是“人格主义”的探索者、奠基者与建构者。“人格主义”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理论与文明理论中,也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后期三部曲”中。与日本“白桦派”文学中理想主义的人格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夏目漱石描写的是反面的人格,即自私、阴暗、褊狭、过敏、分裂、变态、猥琐、虚伪、怯懦等不健全的人格。夏目漱石将此作为描写和剖析的对象,旨在反映明治“文明开化”、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时代背景下,普通日本人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不适、病态、挣扎与扭曲。然而,在赤裸裸的病态人格描写中,却暗含着“人格主义”的正面追求与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通过病态人格的表现可以擢升国民性的批判与疗救。从“人格主义”的角度研究夏目漱石文学,既可以突破纯文学研究的局限,也可以体现夏目漱石文学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价值。

《我是猫》中夏目漱石漫画式形象塑造的特征研究

生长于明治维新动荡时期的夏目漱石却接受到了良好的现代教育。在见识日本社会世态炎凉的景象、虚伪迂腐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卑劣的上层阶级之后,夏目漱石通过作品《我是猫》体现了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这部作品以猫的视角展开叙事,通过夸张的、漫画式的人物形象描写,以及充满滑稽幽默的讽刺语言揭露了日本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从非同寻常的猫眼视角出发,分析作品中的漫画式形象塑造和修辞方式。通过猫对世界的观察凝视,以及丰富的讽刺语言带来的生动场面感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琐事,探索夏目漱石内心的悲喜。

近代日本作家坪内逍遥、森鸥外和夏目漱石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与解读

莎士比亚在明治时期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摆脱了长期的民族闭塞,开始吸收西欧文化,开启了现代化进程。本文考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近代日本作家坪内逍遥、森鸥外和夏目漱石对莎剧的翻译与解读,进而思考日本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日本的西化之间的联系。

夏目漱石“道义上的个人主义”与其《心》

夏目漱石的集大成之作《心》充分体现了其"道义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夏目漱石凭其深刻的文明批评意识,注意到外发型开化和东方语境导致了个人主义观念的淡薄与误读,鲜明地提出"道义上的个人主义",倡导个人主义并主张以东方文化资源中的"道义"加以约束。《心》通过被赋予启蒙功能的先生深受道义苛责并决然自杀的悲剧,表达了作者推动个人主义发展的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及对年轻一代真正实现个人主义的热切期盼。

试析夏目漱石小说中的“明治精神”

"明治精神"是夏目漱石首创,指伴随着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而来的那种自由和独立的个人精神,然而在那个并未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由外到内"开化的时代,这种精神总是与"孤独的悲哀"和"怀疑的地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精神是整个现代精神在个人身上的反映。夏目漱石在其小说中对处于社会动荡转型期的明治时代做了充分且深刻的描写,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清醒的日本作家之一。

性和爱的分离——性别(gender)视角的夏目漱石与村上春树比较研究

本文从分析明治时代"恋爱"一词的词源学角度入手,在解读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树的相关文本基础上,指出两位作者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对性描写的处理有所不同:前者还处于探索将"性"和"爱"结合起来的"近代恋爱"的过程中;而后者描写的是在高度资本主义发达时期,人们无法将"性"和"爱"完满结合的虚幻感。但两者根本的相同点在于无法将女性的性欲和男性的性欲同等看待,将"性"和"爱"相分离。而这一点深刻体现了两位作者共同的"女性蔑视"倾向。

夏目漱石的“明治精神”——再论夏目漱石《心》中“先生”之死

本文着重分析日本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后期代表作《心》的主人公"先生"自杀的原因和"明治精神"的含义。笔者认为,主人公"先生"由于受到传统伦理道德谴责,并非"明治精神"才选择自杀。夏目漱石非常反感急功近利的明治时代。综观他的每一部作品,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几乎都质疑以自我、个人主义为先导的西方文明。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下,"明治精神"实际上以主人公为代表,怀念东方传统文化的一代知识分子孤独、失落和怀疑的精神写照。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意义上关系隐微,但又不可小觑,他们思想上、文学上的异同取决于客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知识分子的禀性)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自下而上”的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的轻率性分别构成了“当事人”身份鲁迅和“后来者”身份的夏目漱石的文化背景。从主观上看,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禀性使得他们都经历了心理的挫败,不同的是,鲁迅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投入到新一轮的搏击中,而夏目漱石则步入心灵的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对明治末期知识分子心灵的探索——试析夏目漱石的小说《心》

长篇小说《心》是日本近代文坛巨匠、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后期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先生和我”、“父母和我”、“先生和遗书”三部分内容的描写把明治时代知识分子中利己主义者可恶、可悲、可叹的孤独内心世界剖析得淋漓尽致。它在日本近代文坛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心理小说。

从早期三部曲看夏目漱石的情感世界

夏目漱石的早期三部曲,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三角关系。《三四郎》中那个无名无姓的女子,成为《从此之后》中的三千代、《门》中的阿米。作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不经意间通过文学表达出来,这不是偶然的。从未享受过母爱、缺乏恋爱的体验、没有幸福婚姻的夏目漱石,在其冷峻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对人世间的亲情、温情、爱情无比渴望的心。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非人情与禅——论夏目漱石的《草枕》

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提出了“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非人情”的提出及其含义与禅宗思想有着紧密联系。在广泛学习和模仿西欧的明治时代,漱石提出“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旨在呼吁日本作家创造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对夏目漱石《草枕》的个案分析提示我们,在全球化环境下的今天,弘扬民族文化尤为重要。

浅析夏目漱石《心》中“K”的形象

日本的明治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东西文化的交汇给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这一阶层的人物描写是夏目漱石的创作主题。《心》中的"K"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中的知识分子,是集东西方文化素养于一身的"海陆两栖动物",但由于过于执着于自我的实现而陷入神经衰弱,精神世界中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K"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折射出作者对时代的思考和理解。

夏目漱石的《心》与个人主义精神

夏目漱石认为,日本由西方引进的个人主义,使人赢得了个人自由与独立,但其副作用是极易使人心走向极端利己。《心》的主人公“先生”体验了因金钱、“自己本位”、恋爱强迫人变为利己主义者的恐怖。漱石预见到未来的日本个人主义必然盛行,就其可怕的副作用,他向后人发出了警告。由此看来,《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论夏目漱石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

本文以《虞美人草》的藤尾、《三四郎》的美祢子、《明暗》的阿延这三位新女性为对象,分别分析了她们的形象特点。藤尾是高傲自尊的“女王”;美祢子是具有神秘气质的知识女性;阿延虽然虚荣,但也能勇敢地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从发展历程来看,她们的形象逐渐趋于真实化、丰富化,作者对她们的态度由厌恶逐渐转为理解与认同。夏目漱石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呈现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动追求独立爱情三个特征,不仅是明治时代变迁的缩影,也反映了作者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态度,显示了他的超前意识,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