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体育外交主体的行为表达与角色定位

共生是社会建构的基本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共生理念在“契约”精神下的集体主义范式。体育外交作为推进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纽带,基于和谐共生理念并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厘清中国体育外交主体的定位与诉求,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我国体育外交的参与主体呈现全民化趋势;政府与民间体育组织成为外交关系的探索者,共同探骊二者交互的新型外交模式;传播媒介肩负传递体育外交中国声音的重任,致力于提升体育外交信息的话语质量;体育明星用好优秀运动员与公众人物的双重身份,对外传递我国友好外交名片。基于我国体育外交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行为诉求,探讨与之相适应的优化路径,以期为促进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提供体育方案。

“参与主体下沉”趋势中的地方外交——以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逐步参与到国家对外交往和国际事务合作中,地方外交已然成为实现国家总体外交布局的重要环节和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渠道。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为地方外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契机和内生动力。中俄关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典范性的新型大国关系,基于国家战略的精准对接,在元首外交高层引领、中央政府统筹规划、地方参与主体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逐渐走出一条以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为方向的地方外交之路。2018年至2019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地方合作的深入对我国外交的多元化发展、大国关系的进一步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中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纠葛及社会思想变迁

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俄外蒙问题、中日满蒙问题、云南片马事件等边疆危机接踵而至,清廷却奉行"秘密外交"政策,对"国民外交"实施严厉打压。基于清政府外交"不足恃"的社会认知,国民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驱使下,积极探索"外交之主体何在"问题,并主动承担外交"主体"责任。民国肇建之时,国家社会根基尚未稳固,俄英两国分别扶植外蒙、西藏"独立",边疆危机日益深化。国民一改"外交之主体"地位,充当政府外交"后盾",并强化"监督政府之责"。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的纠葛,表面上是外交"主体"地位的转换,实质则是国民对政府认同与否的表达,折射出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中社会思想的深层变动。

周恩来对中国“大外交”格局形成的贡献

周恩来对中国新时期"大外交"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一是在外交主体上的突破,既重视首脑外交,又积极开展政党外交、民间外交;二是在外交对象上的超越,既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积极开展与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三是在外交内容上的拓展,既有政治外交,又有经济外交、文化外交。

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论

“大外交”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和特征的总括。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国际法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

全球化趋势使得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主权国家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来考察外交变化和发展。但传统国际法对外交的理解和界定是比较狭隘的,这落后于急速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法既给国家的外交设定了很多限制,也拓宽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既增强了主权国家外交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同时在一些问题领域又弱化了主权国家的作用。

“大外交”:邓小平外交思想聚焦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大”。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

华夷秩序原本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但自明朝与幕府断绝往来之后,日本便从华夷秩序中游离出来。随之,传统的华夷观念动摇,涌现出一批鼓吹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思想家。但想象的或观念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及其理念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体系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存在。从近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交往状况来看,很难说建立起了真正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它是一种虚像的存在。在构建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价值体系和组织模式的今天,克服想象及观念上的盲点、误区将是东亚思想史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

军事外交风格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分析——以中国军事外交为例

当前,中国军队迫切需要加强自身外交风格的塑造。其中,军人核心价值观、军队性格、中华传统外交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所从事的对外军事交往实践的经验守则等构成了中国军事外交风格中属于精神部分的"风"的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军事外交的形式与途径的选择则构成了军事外交中"格"的内容,具有动态变迁特点。文章通过对军事外交决策层面、军事外交管理层面、军事外交机制层面和军事外交舆论层面的重要因素的分析,探讨了影响当前中国军事外交风格形成的几个问题,并进一步探寻解决的可能。

中国当代外交话语核心概念对外传播研究

外交话语属于机构话语中的政治话语,是指外交主体为表达自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及话语,主要包括关于外交理念或外交政策的国家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国家间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以及外交谈判、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的用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