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交转型视域下的南海海疆交涉

近代以来,海疆危机频发,海疆交涉频繁。先后有清末中日东沙主权交涉、民国中日东沙海产纠纷交涉、中法西沙群岛主权交涉以及南海九小岛交涉等。南海海疆交涉仰赖外交部门主持大局,更离不开广东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随着地方外交权限的削弱,海疆交涉一度呈现出中央、地方分别主导或互相合作的复杂局面。

中印两国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失效问题的外交交涉

1961年12月3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进行谈判来缔结一个新协定以代替1954年＂中印协定＂的建议。印度政府以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双边边界问题为谈判之先决条件,事实上拒绝中国政府的建议,致使该协定期满后自动失效。协定失效后,中印双方围绕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撤离问题进行了反复而艰苦的外交交涉。最终,印度商务代理处撤离西藏。以此为标志,中国彻底清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特权,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统一。

李鸿章与中法战前交涉

19世纪 6 0年代 ,李鸿章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外交思想 ;70年代 ,为求和局、图自强 ,他以西方外交思想重新审视面临强国挑战的传统宗藩关系及体制 ;80年代初 ,为避免中法因争夺越南而交战 ,他全力与法国周旋、谈判 ,并签订了有益于双方的条约。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

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深入开展,有关清史研究的一些新问题随之涌现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由于大量中日文档案及新文献资料的被查阅被发掘,使得重新审视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凸现。为此,我们特意约请了四位专家学者,分别对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开端问题、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对清商的政策、正德新例与康熙朝的中日关系、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等中日关系问题作新的探索。此一研究课题,无论是对目前的学术研究还是对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益的。

落后挨打的外交总结 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评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

辽宁大学历史系孙克复教授的新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下简称(《甲午外交史》)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孙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教学和研究。在甲午战争的研究与资料整理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甲午外交史》是他在上述研究和资料整理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新著。甲午外交史是甲午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如作者所说:“外交交涉活动构成了甲午中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日本之所以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除军事原因外,很大程度上依赖搞外交的成功”。“可以说,不了解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及其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就不可能了解甲午中日战争的全貌和清政府失败的原因以及对战后的影晌”(p.11)。这些正确的结论,也可以说明作者研究和写作甲午外交史的动因,毫无疑问,作者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甲午外交史的。外交史研究,问题很多,难度很大,我国至今仍是薄弱环节。甲午外交史亦是如此。充斥坊间和图书馆的多是国外学者的著述。虽然,近百年来,我国学者在甲午战争史研究方面写作了大量有份量的论著,成就斐然,但多属政治与军事方面,或作为某方面的专史或通史的一部份,全面和系统的甲午外交史专著,迄今未见,因此,孙教授的新著《甲午外交史》。

论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

论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黄庆鸿目前，史学界对曾纪泽在中法越南问题的外交交涉活动正在研究。本人认为，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的外交活动很有价值，与当时李鸿章所奉行的妥协退让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另外，他这次外交活动虽然无法成功，但留下了许多难能可贵...

外交部发言人1997年10月9日答记者问

问:你对冰岛总理无视中方抗议会见连战有何评论?答:冰岛政府置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于不顾,允许连战到冰活动,并安排官方活动,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冰关系。

试论清政府保护旅美华侨政策的局限性

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对海外华人实行保护政策。面对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清政府也提出了抗议,竭力同美国交涉。然而,清政府软弱的地位使其保护华侨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民初中日冲突事件中的共同调查:以昌黎事件为例

昌黎事件发生于1913年(大正二)年9月11日,是驻守昌黎车站的中国巡警与日本驻屯昌黎守备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该事件造成中国方面以巡长为首五名巡警被日本守备兵枪杀的严重后果。事件发生后,中国提出中日两国关于事件的共同调查请求,日本虽然积极应对,但两国调查委员不仅关于事件的报告检讨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现场调查、证人证言等方面双方意见也完全相左。关于调查的结果,双方仅仅在车站内斗殴、日本守备队采取了行动这两点上形成共识,其余决定性的事实仍然无解。究其原因,显然与日本陆军一贯的强硬态度不无关系,而更深层原因一方面是:日本陆军及民间右翼势力所制造出的国内对华强硬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山本内阁成立后,追随政友会及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处理国内外问题上,被舆论及陆军势力所左右。

抗战前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平工作”的构想及其策略

日本对蒋介石的“和平工作”,也就是劝降、诱降工作,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史学界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但大多着重于对“和平工作”具体过程的叙述,而有关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开展对蒋“和平工作”的战略构想、企图和策略,却很少涉及。这就不利于深刻揭示日本对华“和平运动”的实质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概述(上)

俄罗斯与中国互为最大的邻国.自17世纪中俄两国成为邻居以来,中俄关系在中俄两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都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中俄东段边界问题更是成了中俄和中苏外交交涉的重点和难点.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前,在中苏两国7 5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中,东段边界线(即中国东北与苏联的共同边界线)达4 300多公里,占57%.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几乎全部集中到了东段.因此,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一直是中俄两国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的研究经历了沙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明朝与李朝在郎卜尔罕问题上的政策之比较研究

郎卜尔罕为毛怜卫女真的首领,明皇朝加强对所属边疆民族郎卜尔罕部的管理,朝鲜王朝也积极开展对跨境民族郎卜尔罕部的争取工作。朝鲜世宗王、世祖王在位时期,对郎卜尔罕恩威并重,既进行物质利诱,又予以武力打击,最终杀害了郎卜尔罕。对朝鲜擅自杀害郎卜尔罕的行为,明皇朝出面进行了干涉,从中反映出了明廷对待女真人的态度。

当传教士成为被告:清末乌石山教案的法律史分析

乌石山案案发后,围绕传教士是否侵地问题,中英各方在交涉中就外交协商和司法审判两种方案做出了不同选择。中方在咨询律师和掌握充分证据后,由士绅出面聘请英国律师将传教士告上英国领事法庭,希望以司法化退拒外交化。而英国一方,虽然外交官在与中国交涉时屡屡以法庭审判为辞,但更多是一种外交策略,实际上他们更倾向于以外交而非法律来解决此案。所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等竭力以外交调解来阻止诉讼,而传教士为力证清白不能接受无条件妥协而坚持诉讼。最终英国在华法庭以"物之所在地法"和中国的法律与习俗为依据,做出了迎合各方的折中性判决。案件的审理并不完全以法律为准绳,更多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本案审判体现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在地方实践中的复杂性。

暹罗排华和东亚地缘政治博弈——基于1935年华侨教育问题的考察

1935年暹罗强行取缔华侨学校,演化成为中暹两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我国朝野互为因应,大致采用外交交涉、抵制暹米,以及与暹远东考察团积极沟通和赴暹考察交流等手段,软硬兼施,以期促使暹罗取消排华苛例,并与暹签订商约建立邦交,但两大目标均未实现。其中既有两国国籍法存在根本差异的微观原因,也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下暹罗疏华亲日之国策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国势日衰,对暹罗失去了政治向心力,双方在经贸和侨务方面亦存在需求偏差。在中、暹、日三角架构中,远中亲日成为暹罗在东亚地缘政治演变中的理性选择。

香港割让后中英华人管治权归属之争

初期的香港的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深刻的影响了日后香港的发展,而这些细节的研究仍待深入。从开埠的最初几年时间港英政府对华人管治政策演变为切入,展现在港华人对被殖民统治的比较真实的反应和英国殖民者的殖民心态和其殖民的方法;兼及了从中英关于香港华人的管治权之争到英国人稳定的统治港岛这段时间的历史过程。

林则徐在交凶问题上与义律的斗争

虎门销烟后,由于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阻挠英商具结进口贸易,大量英国商船聚泊九龙尖沙嘴一带洋面。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与“曼加勒”号的水手上岸,闯进尖沙嘴村,酒醉行凶,用木棍殴打适逢路过的中国居民林维喜重伤致死。此案发生后,中英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在一段时期内,交凶问题超过了禁烟、具结问题而成了中英外交交涉的主要议题。林则徐对义律拒绝交凶、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动,作了长达数月的外交斗争。即将出版的《林则徐奏稿、公牍。

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为避免或减少由此引发的中外纠纷和交涉,清政府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管理政策,对来华游历者加以约束和限制。同时,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这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国家主权,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时代的拘囿,清政府仍难以冲破条约的藩篱,从而影响了游历政策的执行和对外交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