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视野:乾嘉时期英国外交使团的清朝国家形象建构

大体来说,欧洲人来华,大致始于两汉,继之于唐元,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到清代中晚期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清代乾嘉时期,英国两次派遣庞大的外交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出访清廷,试图与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和贸易关系。但是,由于中西文化、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英国这两次外交活动均无功而返,未能与清政府在外交和贸易方面达成任何共识。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规模庞大,成员众多,不少使团成员对清朝进行了认真观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时英国对清朝国家形象的建构。总体来看,英国使团人员眼中的清王朝保守落后、唯我独尊、外强中干,并缺乏改革和前进的动力,他们抱持“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掠夺思想,坚信英国只要入侵清朝就一定能够将其征服。18世纪后期,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已经呈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随着英国使团成员对中国形象大量的负面描述和评价,中国在欧洲或西方的形象出现了历史性反转,在文化上打击清朝并丑化其国家形象成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先声。

对我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价值的新思考

1868年2月25日我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离开上海,漂洋远行了。这个外交使团在二年之内访问了美、英、法、普、俄等十几个欧美国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写出了重要的第一章。但是,由于这个外交使团是清朝政府派出去的。

驻伦敦外交使团撷闻

对大多数外交官来说,派驻伦敦是一种特殊待遇。但是,伦敦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工作的地方。无论在社交活动还是在政治生活上,在伦敦的外交使团远不如在华盛顿、波恩或堪培拉的外交使团重要。事实上,常驻伦敦的许多外交官都认为,和英国当权派打交道很困难,因为他们常常感到消息闭寒,联络失灵。目前,在英国伦敦设有126个外交使团,其中88个大使馆和38个英联邦成员国高级专员办事机构。使团的大小和使馆的面积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实力。

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的辛酸历程

1868年2月25日，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一行13人，在美国人蒲安臣的带领下，自上海登舟赴美，古老中国开始放下四方来朝的架子，步履维艰地跨出国门。

同治朝中国早期外交使团“新西洋”形象建构的跨文化解读

从同治朝开始,清政府正式或非正式地派遣官员出使欧洲或美国,早期的外交使团主要的有同治五年(1866)斌椿使团的出访、同治六年(1867)蒲安臣使团的出访、同治十一年(1872)崇厚使团的出访等。此外,光绪二年(1876)还有郭嵩焘使团的出访。这些使团成员在出访过程中,大多有其对彼时欧美社会、风俗、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较为细致的描述乃至一定程度的思考,形成中国早期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新西洋”形象建构。

中国早期外交使团“新西洋”形象的建构

罗选民、张雪颖在《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4期撰文指出,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前“鬼化”或“妖魔化”的面目依然是包括绝大多数精英阶层在内的中国人建构的“西洋”形象。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又很快建构了以“富强”“文明”“进步”等词汇组合而成的“新西洋”形象。在这天翻地覆的形象建构变化历程中,中国早期外交使团是一支重要力量。从同治朝开始,清政府正式或非正式地派遣官员出使欧美。斌椿、蒲安臣、崇厚、张德彝、郭嵩涛、刘锡鸿等人在出访过程中,大多有对彼时欧美社会、风俗、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较为细致的描述乃至一定程度的思考,形成中国早期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新西洋”形象建构,他们留下的丰富文献又成为后人继续建构“新西洋”形象的重要素材。中国早期外交使团对西方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社会风土、社会管理等层面不乏赞美之词,但内心深处仍固守中华文化优越于西方文明的传统观念,显示了跨文化交流的困境。

汉代外交使团的组成

汉代进入中国古典外交的新时代 ,外交使节往还盛况空前。但关于其时外交使团内部的组成情况史籍没有系统、明确的记载 ,学术界亦未见这方面的论述 ,故鸠集零散史料试论述之。汉代外交使团一般由正使、副使、官属、吏士、译者及斥候士、御者等各色人员组成 ,大体可以将他们分为使团负责人、随员和服务人员等三类。随员以上为官员层级人员。汉代外交使团的各级各类人员分工负责 ,密切配合 ,组成一个严密、完备的整体 ,以适应并完成各种复杂、艰险的外交使命。这是在继承先秦外交使团制度基础上为适应汉代所面临新的外交态势而形成的使团体制 ,为此后中国古代外交使团的基本组成体制奠定了基础。

蒲安臣使团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近代中国第二个外交使团,不少人认为是1868—1870年间出访的蒲安臣使团,其实不然。1866年清政府曾派出斌椿使团访问欧洲各国。 1866年2月恭亲王奕訢上奏朝廷,乞派使团出访。其理由是,“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亟需”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恭亲王此时上奏的另一个原因是。

满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

1868年满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竟以美国人蒲安臣为首席代表,英、法人为左右协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并不多见的咄咄怪事反映了满清政府的昏庸、腐朽及其奉行的投靠列强的半殖民地外交。当然,这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国内学术界对此事专著、专文叙述尚少。本文拟就使团的产生、经过、活动以及从中应得出什么结论发表一点浅见求教于同行;自勉自奋,借鉴历史,或许不无裨益。

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不少人认为蒲安臣使团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其实不然,在此之前,1866年清政府曾派斌椿使团随赫德出访欧洲.

外交使团的特殊时光——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同美国政府的初次正规的外交活动,始于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飞抵延安。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阶段,东方战线上,盟国对日作战节节取得胜利;但在中国土地上,国民党军队却连连败北,一溃千里。

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几次外交使团来华前后

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曾派出几次持国王国书的外交使团来华,本文试图对这几次使团来华及其前后情况,作一简要概述。本文仅系引玉之砖,望专家、学者指正。一清王朝建立初期的百多年间,国力比较强盛,曾出现过康乾盛世。但到乾隆末年,国势日益衰落,政权旁落到跋扈宠臣和坤之手,贪污成风,皇室、朝廷机构臃肿,军队庞大,国家财政拮据。此外,在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残酷压榨下,农民饥寒交迫,反清斗争此伏彼起。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指出,清王朝已“日之将夕”,处于“大乱”将起之“衰世”。这时。

美国人“挂帅”的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和清政府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遣使出洋已成为必须。于是1868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由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欧美，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09年驻华外交使团体育比赛-高尔夫球赛在京举行

9月12目，由国家体育总局对外交流中心主办，北京优诺乐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2009年驻华外交使团体育比赛-高尔夫球赛”在北京龙熙顺景高尔夫球场开杆。

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欧美行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对外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辛酉政变之后，清政府中的许多大员都认为“御夷”不如“抚夷”，一项对外和睦，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政策正在慢慢形成。另一方面，西方各国为了保护他们在中国已获得的利益，开始积极推进一种“合作政策”，这正与清政府的“抚夷”政策相吻合。清政府本以为就此即可“相安无事”了，却不曾想没过多久，令他们心烦的麻烦事便如约而至。

2012驻华外交使团体育系列赛拉开帷幕

由国家体育总局对外交流中心、浙江省体育局、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淳安县人民政府、杭州市体育局承办的2012驻华外交使团体育系列赛将于9月14-16日到淳安举行，这也是赛事首次移师县级市举办。

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与列强驻华使节的外交博弈(1924—1925年)

加拉罕是1924年“中苏建交”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而当时其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派出的都只是第二等级的公使。这些国家大多在近代历史上与中国签订有不平等条约,或可统称之为“条约列强”,而苏联此时在中国积极宣扬以“废约”为核心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因此,加拉罕与这些列强公使之间,天然构成一对矛盾。对此,前人研究或将视线聚焦于苏联对南方革命阵营之指导而忽视北方,或关注苏联与北京政府建交以前的谈判过程而忽视建交后的历史,或只有笼统印象但疏于细节。本文主要依据加拉罕与契切林、斯大林的通信集,综合运用中、英、俄文外交档案材料,试图展现出苏联大使加拉罕在与列强公使们的日常接触互动中,巧妙利用身份优势,不断试探和谋求突破束缚苏联外交格局的“帝国主义包围圈”的进退得失。

隋使遍光高与东亚佛教外交

一、隋使使日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自古中日两国的通交也是你来我往,十分频繁.史载第一个赴日的外交使团为<魏志·倭人传>所载曹魏派遣的张政一行.该次遣使是在邪马台国多次遣使之后所派出的,当时曹魏与邪马台国的交往频繁,十分友好,可以说是中日两国通交的第一个高潮.至隋时,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和"国书问题"的发生,中央政府派出的裴世清一行12人的访日使团是中国古代第二个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访问日本的外交使团.[1]

他帮中国签订了首个对等条约 大清“洋钦差”外交奇事

1860年，与林肯颇有交情的蒲安臣全力协助其竞选总统，并因此于次年丢掉自己的议员席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肯就职总统后很快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名，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其就任。于是，林肯1861年6月14日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 1868年，就在蒲安臣驻华公使任期已满即将回美国复命之际，历史戏剧性地使他的外交生涯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赐大清国二品顶戴花翎，并受遣率清政府首个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各国，俨然成为中国朝廷的“钦差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