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理性选择模式再出发:对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思考

理性选择模式是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模式之一。理性选择模式围绕“单一行为体”和“完全理性”展开,对这两个假设进行批评、细化,外交决策分析模式日益丰富,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更加完善。然而,整合性的分析理论尚未形成,理性选择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如何选择具体的模式对外交决策进行分析至关重要。

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

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只有经过实际的外交决策过程,才能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微观模式:对决策者认知和个性研究的模式、小集团思维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信息的不充分性、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如基于外交决策所涉及问题的性质的分析思路、基于最高决策者的分析思路和基于决策单位的分析思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