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外交准则的重新修订:严格遵循“东盟方式”的理由

本文论及"东盟方式"的形成,认为诸如不干涉原则等全球性准则构成了"东盟方式"的基本原则.然而经过了几十年的相互交往过程,东南亚国家却根据亚洲的情况来逐渐修改了这些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东盟方式".这个过程受到了东南亚特定政治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特别关注国家的主权及其在政策上对维持国内稳定的优先考虑.上述观点导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近关于灵活解释"东盟方式"的建议是为时过早的.这是因为那些影响"东盟方式"形成的政治因素尚未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外交中传统“礼”的现代性阐释

中华民族被誉为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华文明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礼”文化全面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哲学中，“礼”以其丰富的内涵彰显着其独特的价值，并且时中国外交有着深刻的影响。

东盟外交政策的变化

近几年来，在每年的部长级会晤以及其他场合，东盟国家开始以一种相对开放和坦诚的方式讨论一些共同关注的事务。这种讨论潜在地是与东盟奉行的外交准则相左的。长期以来，东盟国家，尤其是最初的五个成员国一直实行一套独特的外交准则，即“东盟方式”，其核心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毛泽东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新中国最早倡导的一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但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外交中意识形态色彩过浓,传统与现实的影响和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新中国在实践中存在着背离这一理论的情况,给新中国的外交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再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驳卜道明*“迫不得已,利大于弊”观点之依据

评价《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当按照国际外交惯例，遵循维护国家民族权益平等互惠的外交准则，将其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依据翔实可靠文献史料论证首先予以明确定性．而后再对其影响与效果进行客观的评述。但近年来有的论著却往往采取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允手法，单纯论证其客观影响与效果却始终不予定性。还自诩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实，这是对历史研究严肃性的亵渎和逃避责任的表现。